晚明将权的恶性膨胀与阉党乱政之弊端以天启年间毛文龙其事为例 (第2/2页)

，武之望上疏弹劾毛文龙“专制海外，糜饷饰功，擅权横恣”，请设重臣驻扎于石城岛、广鹿岛适中之地，节制两镇。”（《明熹宗实录》卷63）

    毛文龙以饷银召买商货，超额近一倍，武之望不愿支给额外部分，毛文龙让武之望代请增饷，武之望又不许，因此，两人势同水火。

    该年闰十一月，毛文龙上疏诬诋武之望，武之望愤而上疏奏辨，并求罢：“臣初抚登时期与文龙同心共济移书相劝勉，捐资相接济，乃数次文移，杳无一字相应也。既而捐米助张盘，以救水火之民，不惟不以为德，而且以为摇夺矣。曾有功勾虏陷张盘，臣查提以正jianian之罪，不惟不以为罪，而且以为陈国才嫁祸诬害矣。

    至七月中，忽移文相继而至。一则铁山失火实有其事，而移文于臣，却谓登官造谤，令臣戒谕之。一则赊欠商货，万口喧腾，而移文于臣，反谓登官挠阻，令臣究治之。一则朱家龙得罪该镇不知何故，乃差官相继锁拏，而又移文于臣，谓家龙以饷银二万余馈送登州士绅及各上司，令臣拘解过海究治之。而屡疏言旅顺事，其言揶榆诋诬，无所不至，臣虽不足惜，独不虑轻朝廷而辱节钺之体耶？”（《明熹宗实录》卷65）

    明廷认为毛文龙为后金所忌必当容护，登莱巡抚又不可裁撤，于是决定将武之望升调，而“登抚员缺另行推补”。

    这样，武之望与毛文龙的矛盾，就以武升调南京吏部右侍郎，毛继续任事而告终。

    明廷自以为这是既重封疆又存纪纲的良法，殊不知这客观上助长了毛文龙的跋扈之势，正如山东巡抚右佥都御史吕纯如所担心的那样“登镇者以节制海帅，非受海帅节制者也。若以同事睚眦，遽撤之去，则目前之纪纲倒置，而日后之钤束更难矣”。（《明熹宗实录》卷66）

    不受督抚节制，专擅跋扈，毛文龙的这个问题在天启年间是逐渐养成的。

    武之望去职后，弹劾毛文龙“此其跋扈之势与古安史何异”，这个说法存在个人恩怨的成分，其实毛文龙的军阀跋扈之势完全显现是崇祯初，此时尚不是非常严重。

    再谈毛文龙对军队的控制，主要指毛文龙在军队中培植亲信势力，力图将东江军打造成依附他个人的私人武装。

    东江镇的武将集团可分为四部分。一是航海来援的南兵军官，即所谓南官，这部分军官不多，俸银极微，据毛文龙称“乃海外南官七年以来，未微半年之俸”，天启七年二月南兵军官才得以按辽官例支给俸粮。

    二是投奔毛文龙的原任辽东都司卫所军官，数量不少，但是多无俸粮，据姜曰广、王梦尹称“三韩既陷，辽东各卫指挥、千、百户等官逃归内地者固多，而就便逃归东江者亦不少。除毛文龙已用者不计外，尚有二百六十余人。有未袭职者，有袭职而无俸粮者，无不愿食公家一日之俸而效一臂之力”，至天启六年九月才定给予俸粮。（《两朝从信录》卷31）

    三是毛文龙提拔、便宜札授的辽兵军官。这部分授职的辽官与前述南官、原任辽官至天启七年开始给俸，定岁给俸银三万二千九百三十八两，崇祯初裁减至一万两。（毕自严《覆登抚督师台省核定东江饷额数疏》）

    四是由原广宁从征家丁及毛文龙子侄组成的骨干军官，这部分是东江镇武将集团的上层势力，盘占军中要职，与毛文龙关系最为亲密。如毛文龙从子毛承禄为东江镇副总兵，姻亲陈继盛为副总兵，张攀、张继善、王辅、尤景和、王承鸾、孔有德、耿仲明等人为广宁从征家丁，前后都累官至参将、游击而据守一方。

    毛文龙在东江军队中培植亲信势力，一是利用赐姓命名的方式，以收作养孙的名义，与军中将官建立一种类似血缘关系的人身依附关系。

    毛文龙家族按辈分排列，其下辈为“承”字辈，孙辈为“有”字辈或“永”字辈，故毛文龙的养孙多以“永”、“有”起名。如降金三将孔有德改名毛永诗，耿仲明又名毛永杰，尚可喜即毛永喜。东江军中自上而下的军镇要职都是由毛文龙的养孙所担当，毛文龙正是凭借这些亲信势力来控制东江军队。毛文龙对毛姓军官和非毛姓军官的待遇悬殊，如《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四月乙未载，陈继盛称“冒姓毛人则厚其廪料，其他将官则待之太薄”。

    正因如此，东江军队中有大量的军官冒称毛姓，据袁崇焕称竟达数千人之多，可以说东江军完全可以称为毛家军了。

    毛文龙培养亲信拉拢人心的另一个手段是滥授职衔。明廷赋予毛文龙札授便宜本是希望积极策反降金的汉官并鼓励将士杀敌建功，但是毛文龙在实行中却凭一己之好恶，滥用札授，致东江镇中军官冗杂，军制混乱无纪。

    如《明熹宗实录》卷75天启六年八月己巳载王梦尹称“东江给札授衔为鼓舞士心设也，岂容今日一都司，明日一游击，宜令帅臣屯酌授职，则得官不滥，而人更知荣以思奋”。

    又《崇祯长编》卷23崇祯二年六月戊午载，袁崇焕称“命姓赐氏，即朝廷不多行，文龙部下官兵毛其姓者数千人，且以总兵而给付参、游、守之札部下千人，其走使舆人俱参、游名色，亵名器，树爪牙，犯上无等”。

    卷25崇祯二年八月庚午载，袁崇焕整顿东江兵马称“其将领所用仅三十余员，而彼中副、参、游、守无算，即登戎籍已四百余员”。

    又《续杂录》记载“标下将官副、总、参将、游击、守陴，其数甚多，与夺一从爱憎。诸毛及其所爱，皆安享爵禄”。

    东江镇由于悬绝海岛的缘故，得以滋长其离心势力，并最终恶化为割据军阀。

    不过，它与唐代藩镇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没有财权，经济上不能独立，镇中军民生活必须仰赖朝廷接济，如若朝廷断绝海运，东江成海中绝岛，非狗急跳墙，即坐以待毙。

    正因如此，东江镇离心势力滋长的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向心倾向，通过寻求朝廷当事者的支持来维持并扩大其生存利益。

    为巩固既得利益，获取更多的军需供应，毛文龙利用垄断商利之便，用从朝鲜贸得的人参、貂皮等物贿赂权贵，增加自己在朝廷的奥援。

    以史为证。《黄忠端公集》说略卷6云“毛卫通内，使至，必携貂、参若干辆，尽走帝侧，余及要人，故所求辄应，兵饷之外，帑金数万为军前犒赏者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