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江南地区财赋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形成苏松江浙人毋得官户部 (第2/3页)

乐初年，面对百年不遇的江南大水，明廷除了大规模蠲免江南受灾田粮外，还先后多次派遣部院大臣赴江南府县治理水患，兼督农务。

    而以此为契机，逐渐形成了永乐至宣德初年的江南“治水督农官”管理模式。

    最初的江南治水督农大臣并非一人，而是以夏原吉为核心的三、四人“领导小组”。

    永乐元年四月，朱棣以嘉兴、苏松诸郡频岁水患，屡敕有司督治，讫无成绩，遂命户部尚书夏原吉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浙西诸郡治水，兼督农务。

    两个月后，朱棣又命户部侍郎李文郁往江南辅佐夏原吉，“相度被水田地，堪种者趣民种之，后时者除今年租税”。

    八月，又遣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俞士吉赍《水利集》赐户部尚书夏原吉，“使讲究拯治之法”，兼“督浙西农务”。

    随后，夏原吉上著名的《治水疏》，并以此为纲领，组织十万民夫疏浚三江入海故道，暂时缓解了江南水患。

    不过，永乐元年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夏原吉还朝复命时也承认：“水虽由故道入海，而旧河港未尽疏通，非经久计”。

    于是，永乐二年春正月，朱棣派夏原吉再赴江南，疏浚白茆塘、刘家河、大黄浦等处，以大理少卿袁复为之副。

    六月，又派出陕西参政宋性赴苏松协助治水。

    “新三人领导小组”在江南合作历时近一年，至次年四月还朝。

    值得注意的是，二年六月，朱棣曾派出心腹重臣姚广孝（道衍）赴江南赈济灾民，并肩负暗中考察夏原吉等人工作的使命：“太子少师姚公广孝还自浙，上首询公（夏原吉）政。姚公对曰：‘夏某温而不宠，威而不猛，古之遗爱也！”（《明太宗实录》卷21、22、27、32）算是对其工作的肯定。

    而宋性还朝不久即被调任四川布政司，大概也与此有关。

    永乐三年六月，夏元吉、袁复、俞士吉以及新加入的通政司左通政赵居任四人受命再赴江南，赈济苏松嘉湖饥民。

    临行前，朱棣谕之曰：“四郡之民频年厄于水患，今旧谷已罄，新苗未成，老稚嗷嗷，饥馁无告，朕与卿等能独饱乎？其往督郡县，亟发仓廪赈之，所至善加绥抚，一切民间利害，有当建革者，速具以闻。”（《明太宗实录》卷41、43）

    可知，除了赈济饥民外，这个四人领导小组还肩负了体察民情的职责，具有了后来巡抚官的雏形。此行，夏原吉等人督理赈济，“发粟三十万石，给牛种。有请召民佃水退淤田益赋者，原吉驰疏止之”。

    俞士吉还疏请蠲免了湖州府六十余万石逋赋，不可谓无功。

    不过，这次江南之行后，四人命运也就此发生了不同方向的改变，并在客观上促成了江南治水督农官设置的定型。

    永乐三年八月，夏原吉回户部接替病卒的尚书郁新，正式接掌国家财政大权。（《明史》卷149）

    四年二月，回朝不久的俞士吉、袁复二人，因在江南治水期间“贪受货赂”事发，被左都御史陈瑛弹劾，下狱治罪。

    结果，袁复死于狱中，而俞士吉则很快被释放，降为办事官，并再次被派往江南治水，当年年底竟官复原职。

    不过，永乐五年，当俞士吉自浙江再次回朝时，并未认真汇报灾情民情，而是献上所谓的《圣孝瑞应颂》，曲意逢迎，引起朱棣反感，当即训斥道：“尔以大臣出视民瘼，既归，其民情何如，年谷何如，水患何如，未闻有一语，而汲汲进谀词，都御史行事固如此乎！”命人将颂词掷还。（《明太宗实录》卷51、56、62、67）

    俞士吉遂被踢出江南工作组。

    至此，永乐朝曾赴江南治水诸人之中，就只剩下了左通政赵居任一人，而赵也成为明代第一任常驻江南的专职治水督农官。

    《明史》称：“初，夏原吉治水江南还，代以左通政赵居任，兼督农务。”

    照此说法，赵居任从永乐三年八月起，即开始接替主持江南治水督农工作。

    但派往江南的还有戴罪立功的俞士吉，而四年十二月复职后的俞士吉（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官品职位均与赵居任（左通政，正四品）相当，作为最早赴江南治水的元老之一，不一定甘心受赵领导。

    是故，直到五年五月俞士吉回朝后，赵居任才开始独当一面，而这一任期竟达十余年之久。（《明太宗实录》卷209）

    至此，永乐年间的江南治水督农官最终完成了由多人到一人，由临时性差遣向固定化常设的过渡。

    总体看来，夏原吉领导治水期间（永乐元年至三年），江南大型水利工程基本结束。

    而作为专职“治水督农官”的赵居任则主要负责提督江南府县治农官，带领各地民夫随时修筑、维护江南水利设施。

    比如永乐五年六月，赵居任受命督民修筑“复沦于江”的杭州府沿江堤岸。

    八年十二月，他又受命督领三万七千四百余人修复了苏州府吴江县境内“连年土石坍塌，桥梁断坏”的石塘官路。

    此外，他还有逐年按时通报江南各地收成、灾荒情况的职责。

    不过，此事也暴露出赵居任为官和为人的一个巨大缺陷——“佞上而不恤下”。

    永乐八年二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刘焕上疏揭露赵居任隐瞒苏州、湖州等地“田之荒芜者甚众”的情况，“乃于乌程县熟田内简稻穗繁者，数其颗粒，及三百之上为秉以闻，谓为‘丰稔太平之瑞’”，要求降罪责罚。

    当时朱棣正北征蒙古，留守南京的皇太子朱高炽曰：“此人非独罔上，且残刻，为民所恶。然上之所使，未可擅易。其封此章示之，令自省。”算是给赵口头警告。

    不过，赵居任并未收敛，依旧我行我素。

    永乐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