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筮法源流考》(六) (第2/3页)

已知起筮时，这一繇辞是个“繇变”，假如规定是要按这一繇辞，推断人事吉凶的，史巫起出这一卦时，就会说：“遇观之否曰：观国之光，利于宾于王。”这“否”是《观》里一繇辞的“繇题”而已，而不是又变出了所谓的六十四卦里的《否》卦。故不能认为《左传》里的“观之否”是“变卦”筮法，而恰当的称法，只是个“繇变”筮法。

    《左传》里记载的第一筮例，是史巫以春秋《周易》文本，通过蓍草推演起筮，通过“十八变”得出的数字按奇偶之数换成卦画符号，就可起出一“卦”来，卜筮的巫史，不用翻本就知是哪一卦了。在通过起卦时人为规定卦画某划是变划，就得出某卦里属第几的繇辞来。这本身没有一定之规，均是一种想象而已。后在宋代邵雍不是发明了多种起卦方法，现在不是用铜钱摇摇看正反面来起卦。再一，前面已说过，正因春秋《周易》文本，在起卦上有局限性，如起卦时只有出现一个变”数，才能得六繇辞里某一繇辞，若出现两个以上变数，就超出那种格式，就转变成另一卦画符号，故后来才取消用《周易》名称当繇题格式，改成以阴阳数字(六·九)为爻称格式的《周易》文本。

    《左传》里记载的第一筮例，周太史就是这样筮出了《观》中的《否》繇辞来“推算”小陈完以及其子孙的命运吉凶的。那么，通过这一“起筮”方法知道，这与《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是无关的。因《周易》一书里即没有讲筮术的方法，也不讲断卜筮的内容。若想从《周易》一书学得“起卦、算卦”，只能是白日做梦。只有把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衍生成卦符号，成为算卦的工具，再结合《系辞》里的“大衍之数”才能起出六十四卦里的某一卦。这无疑说明《周易》与“八卦”筮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再者由此说明八卦算卦上的关健与那套演变成卦符号工具分不开。

    我们接下来看《左传》里所谓用《周易》筮之，又是如何的推断人事吉凶的？并且那些关联到用《周易》里的文辞当筮辞而断人事吉凶有没有道理呢？假使《周易》是占筮之书，那么，用《周易》里的“繇辞”就能看出人事的吉凶了吗？

    周太史在筮出《观》之《否》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并说道“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

    周太史筮出《观》里的《否》繇辞，确实是《周易》一书中《观》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即“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你若打开今本《周易》里的《观》卦里，看到第三爻辞也正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二千多年来还是一字不差。但相差的是《左传》记录的这一筮例中所说的是：“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里的“《观》之《否》”，这是史巫运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卜时的称法，而今本《周易》是“六·九”爻称的结构形式里，是称六四:观国之光，种用宾于王”。这一句话确实是出自《周易》里《观》篇内容，而非是《否》篇中的句子。那么为什么说是“《观》之《否》曰”呢？而不是说“《观》之六四曰”呢？说明当时《周易》一书还没有改造被添加进去“六·九”爻称。而“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在春秋时而是春秋《周易》文本里《观》里以《否》作繇称下的一句繇辞。这是被看作“变繇”里的“繇辞”，以当时的筮法规定，就通过这一繇辞要对陈侯的儿子完算出个身后的吉凶来。即这一“繇辞”，对周太史来说，藏着陈侯儿子的吉凶密码。即卜筮的“天机”。当然，这只是被认为是敬仲（即完的字号）命运吉凶密码其中之一，关键是所占出《观》之《否》的所属八卦符号里的取象，更是所认为藏着吉凶密码。周太史要以《观》之《否》这一繇辞以及《观》之《否》八卦符号的取象，给小敬仲推断出日后吉凶的所以然来。从周太史给小敬仲推断上看，是算前程。现在叫算官运，即不断婚姻，也不断财运及寿命，而是断官运。不但断陈侯小儿子的官运，还包括其子子孙孙八代后“代陈有国乎”的这种“官运”。而这“代陈有国乎”，正是从“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一句话里看出来的“天机”。若非筮出《观》里这句话，而若是筮出是《大畜》里的第四繇辞里的“童牛之牿，元吉”。也不知周太史如何从这句话里看出敬仲日后及子孙的“天机”说法来。《大畜》篇里的“童牛之牿，元吉”。其意是“给小牛扎上牛鼻桊，(训养牛)是大有好”。《大畜》篇里所讲述从养家畜来比喻政治上的道理，若是被巫史当作占辞，而不知如何断章取义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的。若筮出这句话，当占辞，也不知周太史如何附会出吉凶上的所以然来。那么，要是筮出《大畜》里的第五繇辞：“豮豕之牙，吉”。意思是“给刚长出槽牙的小猪阉割，利于饲养育肥”。若筮出这一句话，史巫当然也会联想、比类到人事吉凶上，一定也能附会出个所以然来。刚好周太史占筮出的是《观》中的“观国之光，种用宾于王”。就比类、联想到陈完(敬仲)日后会成为国外一个王的上宾。那么，要是筮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三百八十四繇辞的任意一个爻辞，都不涉及“上宾”有关，可周太史又如何知“天机”呢？人们会说“八卦”就是神，三百八十四爻，不是想要什么就占出什么。为何筮前（即算卦前），按朱熹要求的，要很恭敬的进行一凡求神的仪式，要净室，焚香，祷告。把心里想卜问的事项，向神灵诉说，这样才能得到神的启示。若按这样说，这就是神启的仪式，八卦筮卜，岂不是巫术是什么呢？

    按朱熹的说法，这八卦筮卜就是一种通神的方式，是天人沟通的一种方式。虽然八卦卜筮前的仪式是一种巫术行为的表现，可仪式结束后，所占筮而得出某一卦后，而把《周易》篡改当占辞来看时，即史巫占出某一卦时，要看卦辞，可把《周易》当卦辞看待时，可《周易》本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道理，那些句子内容不是讲人生命运中的官、财、婚姻、寿命祸福的占辞。史巫解卦时，就面对上一个难题，如何从本是说理的文章内容上附会出所占断的人事吉凶呢？本身《周易》一书里的文辞，几千年来的注释就不统一，现在的译注一句话，而是各有说法。那么巫史占出某一句话，能理解那句话的意思么？这都是问题。这就出现了史巫在断卦，解卦时要进行一凡比类、联想“推理“思维上的再活动，这又显现的是史巫(卦师)一凡智力活动，又没有了巫的成份，与单纯的巫术又有所区别。后封建时期出现的八卦纳甲，完全是从五行生克，月令旺衰等被认为是一套学问中推演出人事吉凶的，确实又看不到巫的成份，是根据算卦先生的水平有关了。所以现在，用简单的一句“封建迷信”想否定算卦，推八字，是说服不了人们的。因为人们还认为那不是迷信，认为是一们深奥的学问，还有人认为那是科学。这就是没有揭示清楚算卦与推八字这种筮术根本依据的是什么，以及所依据的有没有道理。而没有人进行系统的揭示与批判过，只有越来越多的传统上的算卦，八字，风水书籍出版发行。而算命的大师也越来越多了，大有复兴的是中华传统文化里的神秘文化了。不过中国传统文化除了神秘主义，就是专制主义了。自然专制主义是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