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六十四） (第3/3页)

意”的关系给于理论化。王弼不但不反对“象数”，而且充分地肯定由《易传》最初建构起来的“易学”，即象数义理合一不二，互诠互释的学说，并且王弼又进一步给于理论化。

    王弼注《周易》分上下经六卷，并作《周易略例》一卷。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集中论述了“言”、“象”、“意”三者关系。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

    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伪，而画可忘也。

    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徵。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

    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

    通过王弼的这篇论说，首先论证了“言、象、意”三者关系，无疑于这三者是个不可分割的关系。

    其中有一段话是引用《庄子·外物》里的话进一步说明言与意的关系。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

    最后又对那些滥用象说卦义的批驳。

    总之，王弼并不否定象，王弼已然用象而释《周易》。

    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以“象数”来注释的，所以王弼不可能例外，王弼一样的无法剥离《周易》上的“象数”说。才有了王弼的“象”、“言”、“意”注《周易》的范式化。

    王弼以“象数”注释《周易》的义理，虽然所解释的并不符合《周易》文辞内容的思想本义，但毕竟王弼把《周易》作义理而释之，这是很可贵的，可贵之处没有把《周易》看作是卜筮之书，而看作是义理之书。可王弼注释《周易》的方法并没有走出先秦取象义理释《周易》的窠臼，那正是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的影响。已然走的是“象数”义理注释《周易》的传统，所以才与《周易》的文辞思想不相符。若不能真正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的象数卦术，就无法真正的认识《周易》一书的思想内涵，而不可能是“忘象得意”。而在“易学”史上又有谁能忘掉那些附加在《周易》里的卦象呢？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学”，所以王弼注《周易》，已然走的是《易传》里“象、彖”注释《周易》的传统，只是排斥以汉象数诸学去注释的那种方法。

    我们通过摘自《周易注》一书里王弼所做的注来看，王弼与东汉郑玄、苟爽、虞翻开辟的汉象数新说注释《易》来看，只是谁用的“象数”孰多与孰少之分。后世赞王弼开辟了义理解释《周易》的殊荣过了头，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不外从“阴阳”、“刚柔”、“卦体”、“数位”这些先秦及两汉注释《周易》而产生的“易学”内容中来。从王弼对《坤》里所注来看一样表现的是“天尊地卑”的王权专制思想，从一句《周易》文里“黄裳元吉”而发挥出“坤为臣道，美尽天下，夫体天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顺之德，处于盛位……”的这种王权之术。不论这种思想是《文言》里转换而来，还是受到《老子》一文里的思想，但都是王权专制里的等级有序、贵贱位列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不能不认为王弼注《易》开一代新风。无疑是想把《周易》一书从“象数八卦筮术”里夺回来，不让算卦的玷污了神圣的《周易》义理。因为王弼认为《周易》本身是义理之书，才从义理上去注释《周易》，而缺陷的是王弼也不能排除史巫附加到《周易》头上象数卦学，王弼也就以卦象卦学来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思想，这无疑是排击了把《周易》当成筮术的那些做法，是功不可没的。由此我们把王弼注《周易》为区别于汉象数释《周易》的不同，而把王弼标成义理释《周易》者。也正是王弼释《周易》重义理，而轻象数，致力于恢复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可以说王弼是封建帝制时期相对于汉象数义理释《周易》者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义理释《周易》者。故才有了唐朝孔颖达奉旨编疏《周易正义》，自然选中了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孔颖达又进行了疏解。才真正成为儒家经典的注释范本，并成为唐帝国科举考试学子们的教科书。

    王弼主张的象意关系，系直接针对汉末易学家以象数解《周易》的思路而发，并对汉象数解《周易》的批驳。王弼所言的“忘象”实为忘掉他认为不属于《周易》体例的象数，如卦气、八宫、纳甲、飞伏、升降、爻辰、卦变、旁通等汉易象数体系。王弼只是一扫汉末象数释《周易》风气，继承的是《易传》里的《彖》、《象》、《文言》那种释《周易》的方法。

    那么，在帝制时期里的易学流派上，王弼属什么派呢？虽然王弼注释《周易》并没有完全抛弃象数，也以象数去注释今本《周易》的义理。严格说与汉末象数注释《周易》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属象数释《周易》义理者，只是用象数轻与重释《周易》义理而已，并不是以象数释《周易》如何卜筮。但王弼毕竟不同于汉末象数释解《周易》者，若分易学流派，王弼显然应区别于汉末易学上的象数派，故王弼可称为易学上的“轻象数义理”派。所以王弼后，不因王弼注《易》而排斥汉象数注《易》法而形成主流，相反从象数注《易》法已然是主流，至是所用象数轻与重而已。

    如东晋干宝在注释《易经》，对今本《周易》又恢复以汉象数释《周易》的方法。干宝在对《乾》六爻的解释，皆通过汉卦气说中的十二月卦来解释爻辞，而引申到周初的历史人物与道德说法。这也是以汉象数解释今本《周易》义理的一种，由此而知早在晋代，已把《周易》当成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

    这说明自汉始创的汉象数易学，是个历久弥坚。不因王弼的义理易学所扫汉象数易，而会消融掉汉象数易学的继承现象。因王弼的义理易学(同样用象数)及对今本《周易》的言、象、意论述的理论化，不可能消除汉易学里象数说今本《周易》方法，这是王弼后以汉象数学说去注释《周易》者为证。其二说明承汉象数易学者也没法摆脱《易传·系辞》亦筮亦理对今本《周易》的认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