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高粱 (第2/2页)

来看我做活。不知是田婶透了风还是我那俩小师妹做的宣传。

    最后一个扣子订好了。我迫不及待的穿上试试。哈！比mama做的还要好！心里高兴，脸上没敢带出来。我把裤子穿好，走到田婶的面前让田婶看。田婶也很满意。师傅高兴的要田婶多做几个好菜，让我晚饭时多喝点，庆祝一下。

    我看看时间还早，就跟师傅师娘打了招呼，穿着我的新裤子、骑上师傅的自行车一口气跑到街里。我来到市里唯一的新华书店，这里外语的书籍有不少，也有一些是属于教材类型的书。买这种书的人几乎没有，现在只有我一个。

    我选了一本英语自学教材，又买了一本英语语法手册。本想买一本英语字典，但是没有。也算是不虚此行了。我满意的回到师傅家。

    在师傅家吃过晚饭后，我得意的回到厂里，身上穿着我刚改好的裤子。我拿着新买的书，直接跑到李学良和‘高粱’住的屋子。李学良不在，高粱仍在翻译他的‘黑剑’，那个修理半导体的还在继续修他的半导体。

    我拿出新买的书给高粱看，高粱很满意，并当场打开那本自学教材，按照教材开始给我上课。

    他先教我学习音标。他的观点是，音标是基础，只有学好音标才能学好英语。他教我练了一会儿音标后告诉我，以后还有一个任务是背单词，要天天背、随时随地的背。单词量的多少决定一个人的英语水平。

    李学良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全神贯注的学习，忘记了时间。明天还要上班，我赶紧回到自己的宿舍。

    从那时起，我几乎天天到高粱那里去，向他请教，向他学习。高粱也总是客客气气的，十分热情，从没有表示出不耐烦。在我们长期的交往中，我们也成了好朋友，是那种单纯的、学习上的朋友。我们从没有在一起吃过饭，相互之间也没有送过礼物。但我们就是朋友，是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

    人一熟了，就什么话都说了。一天，我问高粱：“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呢？你这高粱是哪个‘粱’字？”

    高粱说：“就是高粱的‘粱’啊！怎么啦？”

    “你怎么会叫这么个名字呢？你姓高吗？你有兄弟吗？他们叫什么呢？”

    “有啊！”高粱回答我：“我哥的名字叫‘谷子’，我还有个弟弟，叫‘大豆’。”

    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可我怎么也想不通，做父母的怎么会给自己的儿子起的名字都是庄稼呢？那他到底姓什么呢？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高粱先是说姓高，再追问下去就笑而不答了，使人感觉有些高深莫测、讳莫如深。

    高粱的桌上，总是堆着他写的翻译稿。有一天，他把那些稿纸整理起来装在一个大信封里。他告诉我，他要寄给他在北京的姑姑，由他的姑姑给他做校对。我偷眼看了一下那个大信封，收信人写的是‘胡XX’。这是他的亲姑姑吗？高粱到底是姓高还是姓胡？

    一次在与李学良聊天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李学良说：“我们北京知青里有很多高干子弟，他们的许多资料都是假的，有的人连名字都是假的。高粱也是高干子弟，我是个小老百姓，跟他们不认识，说不上他是什么来历。”他还告诉我，他屋里那个修半导体的叫‘于上’，还有那个爱打篮球的叫‘夏利’，他们都是高干子弟。

    李学良的话给了我启发。是啊，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有许多国家领导人，许多高干，特殊时期的时候他们也跟着造反了，还成立了“北京市西城区红卫兵联合行动指挥部”，简称“联动”嘛，当时传说他们都是高干啊！我怎么忘了呢。他们这些人现在也下乡了，为什么不可以是我身边的人呢？为什么不会是高粱、夏利、于上呢？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向高粱问起过他的身世。上课时只说上课的事。高粱也很少问我的事情，似乎他对别人的事情都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