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六章神级学霸 (第2/6页)

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斗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甚至人的宗旨感情，都是由天主宰的。当天眷顾一个国家时，这个国家就兴旺发达，当天抛弃这个国家时，这个国家就会灭亡。因此，国家必须迎合天意才能生存。人，当然更是如此。中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节气历法、按时播种，都是按上天旨意做的；王朝秩序、伦常次序、尊卑等级之礼，官员的任命以及对人犯的惩罚，也都是上天的旨意。“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事五用哉！政事懋哉！”所谓随着王朝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的宗旨渐渐变得复杂起来，看似根深蒂固的“天命神权宗旨”，开始出现了动摇。在商汤灭夏时，即有人提出质疑：“依天命而言，商汤怎么能以武力灭夏呢？夏不是受命于天吗？天命不是永恒的吗？”于是，商代重臣伊尹在总结历史教训时，首先提出了“天难谌，命无常”所谓的严肃而尖锐命题。商末周初，王朝动荡不安，人民饥寒交迫，原来的统治方式和统治宗旨受到了极大冲击。中说：“小民方兴，相与为敌仇。”民众不再坐以待毙，相继发起斗争。而且“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人们偷吃了祭品，按说是要遭受天灾的，但却平安无事。明显表达出对天命论的蔑视。可见，天命宗旨的群众基础已经开始丧失了。商朝的灭亡，为天命宗旨的破产划了一道界线。帝乙之子帝辛，即商纣王，自诩“有命在天”，不听士大夫谏阻，提拔寒门，一意孤行，最终落得一个众叛亲离，国破家亡，自己逃到鹿台的下场。周朝的上位者接受上述教训，认为“只事天而不应民”，不适应王朝发展的需要。要想治理好国家，只有推行“德政”，客观上达到“保民”的效果，才能获得民众的信认和拥护。因为“德”与“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敬德”就是“保民”。只有敬德保民，才能配天受命，否则就会像纣王一样由受命转化为坠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所谓中对“德”的要求，大致可分为有三种：一是保民、养民。中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火、水、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治政完善就是德，治政完善的标准就是让人民生活得好。中又说：“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要求上位者不要贪恋财宝，要为人民谋求幸福。为什么上位者要反复强调保民、养民呢？原来“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所谓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王朝稳定，更好统治。二是修养品德。德是衡量一个人才能、品性的重要标准。中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大禹勤俭、谦虚、不自伐，受到民众的拥护，才选他作了君主。把德分为九种，凡具有三德、六德、九德之人，都可做不同等级的官。遵守、修养品德，要以善为导向：“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所谓还要包容一切：“有容，德乃大。”所谓同时，还要做到庄重恭敬、注重细行：“不役耳目，百度惟贞；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所谓三是用贤。在中，贤、德是不分的。对于君主的要求，是贤德兼备，圣君是政权巩固、国家兴旺的先决条件。但只有圣君也不行，还要有圣臣，有君有臣才能政体稳定，国富民安。中说：“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中又说：“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中还说：“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任贤勿贰。”他们还发明了一系列选贤的方法，如夏的“三宅”、汤的“三俊”、文武的“三有宅心”、“三有俊心”等。总结夏、商、周择臣的经验教训：“立政，用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其标准即贤德。文王能够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完成剪商大业，就是因为他实行了崇尚德教而慎用刑罚的施政措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所谓作为文王的继承者，要想保住国家和自己的皇位，就要沿着文王开创的道路走下去，“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所谓并且时时检点自己的德行，“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谓作为君主，要不断完善自我，不能贪图享乐。“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所谓只有这样，才能聚集可用之贤人，使国家长治久安。“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近人安。”所谓同时，还要做到保民。“王应保殷民，亦惟助五宅天命，作新民。”所谓君主只有俯顺舆情，体察民心，政策方针才能合乎时宜，合乎天意，上苍才会帮助，否则就要抛弃。凡是丧亡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因为失德有罪而被上苍惩罚的。“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如此种种，经过儒者千百年来的前仆后继，上位者不得不施行“德政”，虽然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但民众在“德政”环境中却能获得一个较好的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存状况。只可惜，王莽步子太大。

    康有为认为“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故撰一书。书中又称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朝六经博士所读儒家足本，并无残缺。而且孔子所用的字即秦汉时的篆书，根本无今文、古文之目。其实是再一次托古改制，一经出版即造成轰动。光绪二十年遭朝廷降旨以“惑世诬民”为由加以毁版。戊戌变法中再刻，戊戌变法失败又遭朝廷降旨毁版。庚子事变，满清朝廷再次降旨毁版。

    西晋永嘉之乱，大量古籍流失，今古文随之亡佚。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突然献上一部用“隶古定”字体书写、由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并序共五十九篇。由于经文完整和注解详明，该书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以经的地位确立并流传开来。唐代儒学地位衰微，唐玄宗天宝年间，尚书郎卫包，奉诏改古文从今文，纠错多处。开成年间将改后的今文本刻在“唐石经”中，成为版刻本之祖。经学大家孔颖达据此撰写了二十卷，南宋时期与“孔传”合刊为所谓“孔传”为注，为疏，明、清时期刻在中。通过隋唐间孔颖达整理国故，在中唐之后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再次复兴儒家，尊敬孟子为亚圣后的儒家各派祖师，对经文的纷争采取淡化的态度。儒学才重新因为韩愈的原道复古回光返照。可惜从唐代起，开始有人对梅赜所献古文置疑，至宋代吴棫提出辨析后，经元代吴澄、明代梅鷟、清代阎若璩和惠栋等人的严密考证，最后判定其中二十五篇为“伪古文”，“孔安国传”是“伪孔传”，该本属“伪孔本”。但伪孔本中所保存的今文二十八篇，却是商周文献的唯一遗存，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宋儒大兴，一前一后以王荆公新学、二程洛理学为魁首，不过横渠关学、梅花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