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张万祺侃侃言国政 (第2/3页)

京城礼部举行，又称“礼闱”或“春闱”。参加会试者是举人，考中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会试考完后的第二个月（约4月前后），举行殿试，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主持的考试，考策问，考中者为钦定“进士”，可以直接授官。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儒林院编修。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余者分别授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职。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者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余者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

    鉴于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有明一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是考八股文。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八股文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文要诣，称起源，这一部分不要求排偶。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每个段落都要求有排比句（排偶），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八股文篇末结语称复收大结，这一部分不要求排偶。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因此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言说及此，张万祺道：上述一段话冗长，诸位可能听得不耐烦，但却为科举制的大略。自古以来，非议此制者颇多。然云此制不好，则唐宋八大家、二程、朱熹、明代大儒王阳明均出身于科举制。要说此制好，前朝浙江长兴县丞吴承恩（约1500—1583年）一生科举未中，却写有小说《西游记》传世。而以张某所见，科举之行，实利大于弊。其好处有四：

    其一，考试内容以儒家《四书》、《五经》为题，实置考生的道德取向为第一，体现了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即为官者须重官德，无德者不得为官。“德”即儒家所倡“忠、孝、节、义”等中华传统道德。而此以人伦本义为基础的考试，实与我五伦邦旨大合。

    其二，考试形式的平民化，排斥门第对官吏进入仕途的影响，不承认士人门第出身与宦途的关系。此法子实承认华夏国民不论出身贵贱，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因此，通过平等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有助于国家的统一与上下齐心对待外敌。

    其三，选官标准的开放性，即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排斥种族及国籍因素对官吏进入仕途的影响。如古来中华多有蛮夷族及周边属国士人，经科举在华为官的事例。明代清官海瑞为回人，李白的挚友晁衡（阿培仲麻侣）为日本人，而古代来自朝鲜、安南、日本、西亚等国士人来华参加科举为官者并非孤例。选官标准的开放性当有助于扩大邦基。

    其四，官有定员的量出为入制度，有助削减冗员。这是科举考试制度的精髓所在，即在科举制度下，依附于中央集权国家政体的各级行政官员（共9品18级），始自县令，在选拔制度上均有定额，科举考试仅是根据国家官吏的总体缺额，每年或每隔三年来确定一次应需候补的官员人数总额，缺多少人，补多少人。在这一体制下，国家官吏绝对人数是高度精简的，绝无冗官现象，或者说既便出现这一问题，也可以通过来年重新确定科举入选名额的方式，来轻易解决这一问题。如北宋时期一度出现“冗官”现象，名臣范中淹、欧阳修、富弼通过搞“庆历新政”，限制科举入选人数，地方缺员不补。结果未出几年，便成功地解决了“冗官”问题。

    张万祺言说及此，话锋一转说道：上述为科举制成功之处，此外尚有不成功之处，即明初始立、为今朝所传承的八股取仕制度，由于乡试、会试头场均考八股文，能否考中，均取决于所写八股文的优劣。因此一般读书人为中举当官，常把毕生精力都用于学写八股文上。八股文又只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这就极大地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此外这一文体又极难掌握，只有极为聪明之人，才能写得好八股文，而写得好八股文的人，并不能保证是忠诚正直人士，如明相严嵩，虽写得好八股文，却实为大jianian大恶之人。因此近人顾炎武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谓：“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顾炎武话中之义是天下学问甚多，并非仅八股一门，八股兴而天下其他学问亡。以实例为比，火药原中国发明，传入西方，以之制炮，反制中华。如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清军攻桂林，永帝帝派西方来华传教士赴澳门向葡人借兵，葡人派将费雷拉将兵三百名并携大炮数门前来助战，一时大败清军万人，取得桂林大捷。为了感谢葡人助战，永历帝后宫皆加入了天主教。再如，科举重经义而歧视机械、算学，一概斥之为“奇技yin巧”，以致于明代数学家已看不懂宋人的数学著作。时至清初，因儒生廷臣算不准历法，康熙帝只能请传教士汤若望掌钦天监，负责编修历法，令传教士南怀仁、白晋为清造火炮。而为我邦兴隆计，可取科举制精华取士，但考试内容，须容得经学，亦当容得机械、算学，即来华传教士所称“自然科学”者。至于八股文切不可再写，但考策论即可。

    张万祺言说及此，众人皆称精辟。独黄义明不解，发问道：如先生所言，在五伦邦仿行科举制，固可解决文吏来源问题，但其为官后贪赃法，又何以除去？张万祺道：元师有所不知，历朝官员任用，有科举取仕法，亦有官员任用之监察法。如果说科举考试制度解决了文官体制下官员的“入口”问题，那么官员任用中的监察制度，则解决了官员的“出口”问题，因此，古代官员任用中的监察机制，是科举考试制度的相辅相成部分，它与科举考试制度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基础。其与科举制的区别仅在于：责任的承担者不同，即科举考试的责任承担者为国家礼部，而官员任用监察制度的责任承担者为国家吏部。

    中国古代官吏监察制度草创于秦汉，完成于清初，总括为“四格”与“八法”制度。“四格”指：考察国家官吏时，“填注考语，用才（政绩）、守（cao守）、政（工作态度）、年（年龄）四格。才则或长、或平、或短。守则或廉、或平、或贪。政则或勤、或平、或怠。年则或青、或中、或老。”“八法”指：“指（惩处）添其八法处分。贪、酷，革职提问。罢软、不谨，革职。年老、有疾，休致（退休）。才力不及、浮躁者，降调。”大致清初所实施的“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