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战后日军的变身潜伏 (第1/2页)

    1945年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绝大部分日本军队解除武装后被遣返回国。而日本人和阎锡山秘密协议，将一部分日军留在山西，参加对中*队的作战，“防止山西赤化”，是为日军“残留”。其意图“日本寄存武力于山西”，等待新的世界大战一起，“山西立刻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发展的前进基地”。此项任务是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赉四郎、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等共同策划组织的。

    1946年阎锡山曾两次征用日军部队。1947年残留日军改编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后改称“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参与中国内战。此外有日本军人“就地复员”，以伪造技术人员身份和名册的办法，进入太原铁路局、晋北矿务局、西北实业公司等经济实体。当时安插在山西经济、政治、情报、文化等组织机构的日本残留军人和侨民，连同家属，总数在万人以上。

    然而事与愿违，残留日军随同阎锡山节节溃败。1949年太原解放前夕，澄田赉四郎在阎锡山安排下潜回日本。河本大作等又策划成立山西矿业公司，妄想继续残留，最终被捕。日军的残留人员之后被遣返。

    日本战败后意图“复兴皇国”的军国主义梦想，最终破灭。

    河本大作我个人的企图是，怀柔阎锡山，孤立*的嫡系部队，削弱抗日阵营

    (日本对阎锡山所进行的诱降工作又称“对伯工作”。最初，此阴谋活动是由阎宜亭从中牵线，他称阎锡山为伯父，于是当时日本侵华的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征四郎决定以“伯”字作为秘密代号，称“对伯工作”；另外，由于阎锡山号“百川”，也是一种谐音。)

    1941年7月，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关于决定日本军和山西军实行合作问题，以不要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安平会谈”中当场作出答复为条件举行会谈。但是，在会谈过程中，参谋本部部员田中隆吉和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要求阎锡山就合作问题立即作出决定，阎锡山一言未发，拂袖而去，“安平会谈”从而破裂，以失败告终。

    当时，田中隆吉和花谷正将岩松义雄和阎锡山在“安平会谈”会场上握手的照片洗印了100多张，用第一军的飞机运往重庆，从空中散发，借以离间和挑拨*和阎锡山的关系，但未收到任何效果。

    1942年7月至9月间，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委托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动员我协助恢复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于是，1942年9月我便出于恢复对阎锡山诱降工作的政治目的来到太原，就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当时我已不担任满炭理事长，正在大连家中闲居。

    1942年9月下旬，我就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后，立即委托曲宪南给阎锡山带去我的致敬信和我从大连带来的两篓苹果。一个月以后，曲宪南带着阎锡山的复信回到太原。阎锡山在信中表示了“希望将来能互相合作”的意愿，并回赠了一匹丝绸。

    在恢复对阎锡山工作的同时，我和花谷正（第一军参谋长）、笹井宽一(第一军参谋)三人，为了加强对阎锡山的工作，起草了关于成立“三委员会”的草案，送交阎锡山，并征得其同意。山西军当即表示将派王乾元、彭士弘、梁綖武参加“三委员会”。

    “三委员会”的组织情况

    政治委员会：日军方面：花谷正（第一军参谋长）、笹井宽一（第一军参谋）；山西军方面：苏体仁（伪山西省省长）、梁綖武。

    军事委员会——日军方面：花谷正（第一军参谋长）、笹井宽一（第一军参谋）、官内某（驻临汾六十九师团参谋长）；山西军方面：王乾元（中将）、张文炤。

    经济委员会——日军方面：河本大作（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尾崎长八（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经理课长）、三轮隆美（山西产业株式会社销售课长）；山西军方面：彭士弘、曲宪南、贾英云（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总务处长）。

    上述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