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一章mdash;mdash;飘扬的三色旗（4） (第2/2页)

种窘境，到底要不要再杀，再杀会怎么样。但是这点小事显然不够瞧的，罗伯斯庇尔采用了一种简单而且对于他来说非常习惯的处理办法就搞定了，那就是杀。他首先把埃菲尔叫过来，你认为我杀的还不够是吗，好，从你开始，死去吧！把埃菲尔杀了。然后，把丹东找来，问他：你反对我的意见吗？丹东回答：是的，我反对！好，死去吧！把丹东也给杀了。这个在之前号召法国人民勇敢勇敢再勇敢的著名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体现出了勇敢的品质，因为在杀他之前，他是有机会逃走的，但是他拒绝了，丹东的行为颇有点“我以我血荐法国”的感觉，他就是要死给你看，他觉得我不死人们不足以知道雅各宾派的邪恶。丹东被处死之后，曾经雅各宾派的“大巨头”：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中就只剩罗伯斯庇尔老哥一个了。

    在丹东被处决不久，热越党发动政变，把罗伯斯庇尔给干掉了。这不好说是一个因果，不好说是一个轮回报应，但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别人就有权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罗伯斯庇尔被处死，雅各宾派的统治被瓦解，热月党人上台，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高潮到这暂告一段落。

    在这说点题外话。我们都说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民主常常被误读，常常被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民主不仅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还包括多数保护少数。因为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游戏，资本主义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是交换经济，是需要伙伴共同完成的经济。消灭异己，就破坏了自身赖以生存的游戏。所以，一定要善待你的反对派，甚至要保护你的反对派，当你的反对派不能给你构成威胁的时候，你甚至还要扶植你的反对派。可是自古以来，有几个人有这样的心胸气度呢？纵观世界历史，有几个人能够故意培养一堆反对者，一堆敢说话的人在自己身边呢？咱们中国也曾经有过这种“多数服从少数”，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把政府机构掀翻，把法律丢在一边，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被打翻在地，在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是，结果呢？这叫做多数人的暴政。

    著名作家林达在著作《带一本书去巴黎》中这样写道：底层民众在长期的人类发展史上，他们经历的不仅仅是“建筑零历史”这样的悲剧，他们同时经历的也有在理性思维和精神文明进程中，同样“零历史”或者“短历史”的状态。这是过度美化底层民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的根本原因。当他们长期处于悲惨的生活状态时，他们文明程度的不充分、缺乏理性的一面被压抑和掩盖，没有机会暴露和爆发。可是，假如在过度美化的同时，也将过度的权力交给他们，他们的致命弱点就会在权力的催化下，瞬间爆发，迷醉的、暴力的、甚至是过度残忍的。因此，一个健康而公正的社会，它所必须关注和保护的，应该是当下社会的每一个最弱者，而不是赋予任何一个特定阶层以血缘性的暴虐的政权。不论这样的阶层是贵族还是平民。当底层民众是弱者，社会关注点应该是底层平民；当旧日贵族的身份成为虐杀的对象，社会保护的就是这些贵族。依据的应该是公平的法律。这样的法治社会，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没有人天生就是圣人，所有人都需要被教育。

    《西欧欧明》如此评价法国大革命：纵观法国建立近现代民主制度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法国的民主是在革命与反动、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冲突和不断反复中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顽固和人民的激进使得社会各阶层力量之间难以妥协，因而法国争取民主的进程典型的代表出不妥协的暴力革命的特点。

    霍布斯保姆的《革命的年代》中如此评价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比其他同时代的革命重大的多，而且其后果也要深远的多。首先，它发生在欧洲势力最强大、人口也最多的国家（俄国除外）。其次，在它先后发生的所有革命中，惟有它是真正的群众性的社会革命，并且比任何一次类似的大剧变都要激进得多。第三，在所有同时代的革命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性的。

    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自娱自乐，而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美国独立战争，因为原先就是一殖民地，而且还远离世界中心欧洲大陆，基本上也是自娱自乐的状态。而只有法国大革命，在早期的三大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了重大的世界性的影响。

    法国的大文豪雨果，也就是写出巨著《悲惨世界》的那个，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九三年》中写道：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更为正确的人道主义。

    长时间的暴力革命，内忧外患之下，人民开始希望能有一个强人出来带领法国走出这苦难的泥潭，这也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搭好了宏大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