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章李大钊北京遇害 四一八宁汉分裂 (第1/5页)

    【史要】“海陆丰起义”；李大钊遇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宁、汉”分裂；“中＊共＊五大”……

    却说，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后，即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以统一主持在全国的“清党”事宜；并公布了《中央清党委员会组织大纲》和《清党条例》，一场大规模的“反共、清党”就此展开了。

    于是，已在蒋介石掌控中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及两广，即也以“清党”名义对中＊共＊党员和工农大众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了。

    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萧楚女、“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兼广州办事处主任李启汉等义对中＊共＊党党员都在广州惨遭杀害。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汪精卫即发表《通电》，对蒋介石“对抗中央，分裂国民党和丧心病狂地屠杀工人”的罪行进行了谴责；指责蒋介石是“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

    四月十七日，汪精卫又以“武汉国民党中央”名义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并发布《命令》：“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可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同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三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都划归“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以剥夺蒋介石对军队的控制与指挥权。

    只是，汪精卫的这些措施对于蒋介石来说全无约束力，蒋介石根本没将它放在眼里。

    而蒋介石的“嫡系”及正跟随于他的“桂军”等部队，也不会听命于“武汉国民政府”而与蒋介石反目；所以，说到底，这不过为显示一下“汪精卫自己与蒋介石划清界线”，以安抚一下深受伤害了的中＊共＊及做给国人瞧瞧而已。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于四月二十日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

    “武汉国民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则都召开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镇压革命者”的罪行。

    一时间，“讨蒋、反蒋”声浪叠起。

    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血腥镇压，时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委员”兼“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彭湃即派其二哥彭达伍潜回广东与中＊共＊东江特委联络，准备在其做“农民运动”多年的“海、陆丰”地区举行武装起义，以反抗蒋介石及李济琛对中＊共＊党员与工农大众的血腥镇压。

    于是，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张善铭与中＊共＊陆丰县委书记张威、****海丰县委常委林道文及时任国民党紫金县党部书记的中＊共＊党员刘乃宏等人一起组织“农民自卫军”，毅然于四月二十六日在广东东江地区的海丰、陆丰、紫金等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即史称“海、陆丰起义”。

    李济琛对于中＊共＊在东江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甚是害怕，立即派遣三个团的兵力进行镇压。

    因起义军毕竟是农民武装，武器简陋且仓促举事，难以与国民党的正规军相敌；为保存实力，中＊共＊东江特委指示起义军，在刘琴西、林道文等人率领下转移到海丰、陆丰、紫金、惠阳四县交界地区；并将起义军改编为“海陆惠紫工农救国军”，由俩人分任正、副指挥。

    如此，李济琛算是将中＊共＊的“海、陆丰”起义镇压下去了；然而，起义军的星火被保存了下来、随时可以复燃，仍是李济琛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病。

    而北方的张作霖虽与南方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但在“反共”上却与蒋介石一鼻孔出气；他见蒋介石在上海率先对中＊共＊共开刀了，则遥相呼应地在北京也对被其称为的“赤共”下手了。

    此时，中＊共＊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兼“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李大钊；由于李大钊与冯玉祥关系密切，且张作霖又怀疑其与郭松林“滦州兵变”有牵连；因此，张作霖早就将李大钊恨之入骨了，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此前，还在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不久，就以“宣传共产****”的罪名杀害了《京报》的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的社长林白水，致使京城中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李大钊也已感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而早有所防备，也就将其所属的办事机构移到了苏联驻华使馆内以防万一。因为，按照国际惯例，他国使馆是会受到驻在国政府保护的，也就不会被侵犯；否则，就会引起国与国之间的纠纷，没有哪个政府会冒这样的风险。

    所以，李大钊采取了这个万不得已的办法，为的就是能免遭不测；以为，到了苏联驻华使馆内，张作霖就无可奈何了。

    然而，张作霖是“土匪”出身，他可不管你什么“国际惯例”，也不顾“会不会引起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在他眼里，只要触犯了他的利益，就没有不可侵犯的。

    所以，当他得知京师警察厅从一名叫李渤海的中＊共＊党员口中拷问出“李大钊等人藏在苏联驻华使馆内”时，就毫不犹豫地派遣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率领三百余名军警，突入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使馆内，将毫无戒备的李大钊及其秘书谭祖尧、时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商民部部长”路友于等三十多人逮捕了。

    李大钊被捕后举国震惊，中＊共＊中央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

    在京的九所高等院校的师生联合推举“北京大学”校长余文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由“奉系”把持的“北京政府”递交了一份“要求释放李大钊”的《意见书》。

    章士钊，杨度，梁士诒等知名人士也都出面，恳请张作霖“能网开一面”。

    然而，张作霖概不买账，各方努力均不见效。

    结果，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张作霖将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