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速，转 (第2/2页)
房买车，住宅已经满足所有新婚需求，汽车达到每人一辆）。住宅和汽车的收入增长和人口结构引发的需求热潮，拐点形成期在2014-2016年，2017年后下滑趋势将明显显现。 还可从产业视角看钢铁产量见顶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钢铁销产见顶以后，意味着旧的投资驱动的增长动力走到尽头，以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逐步形成，经济进入新的格局。这一时点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切换，往往出现经济“失速”现象。这种失速我们理解认为是旧的增长动力从高速到放缓再到增量无贡献，新的增长动力影响力弱，加上旧的经济增长动力消退引发的相关问题，经济通常会出现暂时的停滞。这种1-2年内的经济失速并不会造成经济增长的中断，但如果持续时间较长，则会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造成增长的中断。 从就业结构观察经济转型的拐点 以创新为主要手段，提升生产效率是后工业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个特点普遍发生在各个行业。 我们在中国人社部的各行业人员需求变动趋势，可以明显的看到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需求在持续增长，而生产运输cao作、商业和服务人员需求已经较为稳定。这种就业人员结构的变化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国的产业转型已经悄然进行。 5%-6%是符合逻辑的中长期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已经从投资导向时代开始向创新驱动时代过渡。根据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经济增长分四个阶段：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富裕阶段。中国目前已经从投资导向阶段开始向创新驱动阶段过渡，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和发展特征将发生根本性变革。 普及高等教育、精致化需求、专业化生产要素、持续的创新、制造业国际化带动服务业国际化等将成为新形势下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这是一个高教育高收入精致需求与专业生产要素持续创新的共振，而国际化使得这种共振不断持续并形成世界竞争力。
不同追赶国家经济转型的起点不同，转型效果也存在差异。当领先国的优势行业受到追赶国的冲击时，那么这两国之间的人均GDP水平应该处于一个接近位置，而如果追赶国的产业是领先国的转移产业，那么这种主动的国际化资源配置造成的人均GDP的差异会更大。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产业冲击美国的支柱产业时，人均GDP基本上达到美国的80%以上；而韩国和中国台湾开始经济转型时，人均GDP达到了美国的40%左右；而被动接受产业转移的东南亚国家则在人 均GDP只有美国15%的水平上，经济就进入结构调整期。 从数据看，追赶成功的极致效果是达到美国GDP的80%左右才结束，但不同的国家开始追赶的起点不同，追赶效果是不一样的，可以分阶段来看，每一个阶段完成每一个阶段的追赶任务，中国现在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2%的水平，基本完成了投资导向阶段的追赶任务，目前正在向下一个阶段——创新驱动阶段的追赶迈进。 国际经验表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经济的稳定性大大提高，低廉劳动力成本和资源要素等优势的消失是经济向创新要效益的动力。这时候如果不能形成创新能力，那么过去优势的消失则意味着产业的衰退。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实质是通过创新不断克服困境、实现持续发展的稳定化阶段。如果按照日本、德国、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城镇化率达到65%之前经济都保持高速增长，达到65%以后经济增速才开始下滑，那么，中国目前的城镇率为53%，还没到结构转型的拐点期，高速增长的因素还存在（按照年度1。2%的速度提升，需要10年左右时间中国的城镇率才能达到65%，达到高收入水平，需要年度7。5%的增速）。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经验数据是：由于外部环境不同，追赶国家在成功地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后的经济增速下降幅度是不同的。德国、日本、法国实现经济转型在上个世纪70年代，正赶上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期，所以转型之后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普遍超过50%，而韩国和中国台湾上世纪90年代实现经济转型时，全球经济处于复苏繁荣期，所以转型之后增速下降幅度较小，只有25%-30%左右。 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教育水平、人口素质类似于泰国，远不如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美欧；其次，现在处于全球经济的衰退期，尽管美国复苏稳健，但大的外部背景仍然缺乏上个世纪90年代的景气水平；此外，中国面临着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体制改革窗口，具有一定的转轨经济特征。转型对经济增速的冲击也取决于制度转轨顺利与否。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在90年代经济成功转型后6%增速是中国转型后能够达到的上限，而泰国、马拉西亚遭受转型危机国家的4。4%则可以看作是下限。考虑到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等因素，可以推断：中国经济转型后GDP增长速度大致将维持在5%-6%并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 （作者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本文由作者与时伟翔共同完成。因版面有限，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