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与科斯定理 (第2/3页)

羊。而在农业区，人们享有“固定的财产”：庄稼和圈养牲畜，更根本的是土地。拉铁摩尔指出，羊可以供给牧民羊毛、羊皮、羊乳、羊rou和羊粪，“比其他任何牲畜更能建立食、住、衣和燃料的基本经济准则。”(拉铁摩尔，第48页)难怪早在殷商时期，一些游牧人群就被称为“羌”，意即“羊人”(王明珂，第147页)。一旦移动，就与定居有诸多不同。第一是没有必要建造牢固和永久的住房；第二是不能有体积较大的财产。这帮助了考古学家根据墓xue随葬品或居住遗址分辨农夫或牧民的身份。比如，石器或陶器的大小，房屋是否坚实牢固，等等。随葬品越大越厚重，越有可能是农夫之墓；房屋如果从牢固变为简易，就有可能出现游牧化(王明珂，第48页，表4－2；第84页)。

    更进一步看，移动性还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不能积累，致使财富甚至文明程度无法积累。汤因比把游牧社会归类为“停滞的文明”。蒙古帝国虽然狂飙一时，却没有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今天我们在蒙古草原看不到当初蒙古帝国的宏伟，只如《好了歌》中所说，“荒冢一堆草没了”。在文明程度上，他们相对于农业地区而言是“野蛮人”。《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生前最后一战征服西夏国后，下令将士要“每餐都说把他们‘斩尽杀绝‘”(新华出版社，2006，第267页)。第二个缺陷是不能建立较大规模的工业，这在近代以来工业化的进程中，限制了游牧民族的发展，使他们彻底失去了相对于定居社会的优势。

    马上民族在传统社会的军事优势

    然而在传统社会，游牧民族却因其移动性和横跨欧亚的大草原而具有军事上的优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马。最早的马是在草原边缘驯化的，但在草原上得到最好的发展。不同于养在马厩里的中原的马，草原的马有驰骋的空间，也有时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必需的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而机动性正是古今战争的关键因素。所以当时马的战略地位，一点也不亚于今天石油加机械化运兵车的地位。按照汤因比的说法，游牧人就是一种半人半马怪。“胡儿十岁能骑马”。“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受到训练，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奔跑着追逐鹿子，习惯于耐心的潜步追踪和懂得捕捉猎物的各种诡计，……”(勒内·格鲁塞，第6－7页)这种能力很容易转用于战争。更重要的是，战争和掠夺就是游牧民族的一种“生产方式”。在他们看来，“掠夺”与打猎是一样的，都是剥夺生命和zhan有猎物。因此格鲁塞说，游牧者“一直有很大的军事上的优势，他是马上弓箭手”(第6页)。早在周代，一些游牧人群就被称作“戎”，这本是武器名称，但被引申为“武装化人群”(王明珂，第138－139页)。

    在草原游牧民族还没有统一成较大的政治实体之前，游牧部落也经常由于干旱、羊群数量减少、无法持续生活而到农耕地区的边境上侵扰掠夺；自从形成匈奴以后，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等北方民族政权，都对农耕社会整体形成巨大的威胁。轻则深入富庶地区、城市甚至是都城掠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甚至取中原王朝而代之。只是当他们坐稳了皇位后，也无法改变400毫米等降雨线以南地区的农耕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典章制度和诗书礼乐，而变成一个农夫社会的守护者。那些有雄才伟略的中原帝王，也经常模仿草原民族蓄养战马和训练骑兵，或者直接借助于部分游牧民族军队，向北方进行长距离的战略性出击，如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深入漠北追杀匈奴；在唐代也有李靖、李眅等着名将领平定*汗国和薛延陀汗国。但不能在草原深处长久立足。如果不把自己变为牧民，就只能用中原财力支撑嵌入草原的军事飞地，还是不能持续。汉武帝在河套地区建立朔方是个例外，虽然此地年降雨量只有200毫米左右，却可靠黄河水灌溉，形成农业区域。到了唐代，就主要靠游牧的少数民族统治草原地带，建立了安北都护府和单于都护府。

    科斯的篱笆被放大为长城

    因此，不管具体的历史人物是谁，尽管存在着农夫与牧民的争斗，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只能在400毫米等降雨线的附近拉锯；一旦过多地越过这条线就要改变角色。当农夫强大时越过这条线到草原深处，或者不能持久，或者就变成牧民，反过来与南方的农夫继续争斗；当牧民强大时越过这条线“入主”农业地区，也很快变成农夫，反过来与还呆在草原上的牧民亲戚对抗。400毫米等降雨线恰巧就是科斯的牧民与农夫故事中农田与草地的边界，也很自然形成了农夫社会与牧民社会之间的边界。为了防止游牧骑兵越界掠夺或入主，农夫社会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军事屏障－－长城。这就是许多学者(如拉铁摩尔和王明珂等)对长城起源的解释，也是在历史现实中对农夫与牧民冲突的解。

    为什么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南方的农耕社会之间不能通过交易解决问题呢？从广义看，仍然可以运用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首先，在没有共同的政府和一套法律制度的条件下，交易费用就会很高；其次，由于两边不同的生产方式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华夏”和“蛮夷”，使交易又缺乏共同文化基础；更何况，当其中一方具有暴力优势时，它更有可能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而不耐烦与人谈判。实际上，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农夫与牧民之间有过许多次交易。如从汉代开始就有与匈奴的和亲，宋朝也曾向北边政权－－辽朝和金朝－－称臣纳贡。但都不成功。最后不是汉武帝用武力解决问题，就是南宋时让蒙古人打了进来。在农夫与牧民的故事中，科斯曾想象，在交易费用高于修建篱笆的费用的情况下，可以建一条篱笆把农田和牧场隔开；在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之间，篱笆就被放大为长城。明代重修长城，似乎是给以往的“交易”下了一个结论。

    清代是如何化解北方边患的

    然而，到了清代，我们看到了农夫与牧民冲突的另外一个解：中原政府搞定了北方游牧民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勒内·格鲁塞将原因归结为定居民族“用大炮对付他们。于是，一夜之间，他们突然获得了压倒游牧民的人为的优势”(第7页)。但这一结论似乎过于简单。至少在中国，这一变化还因为有某种独特性和对它的运用。满族人起源的黑龙江一带，是400毫米等降雨线东南的宜农地区。这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