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农业县商业－摘录《寻乌调查》 (第3/7页)

均点灯用)

    骨筷漆筷算盘

    水烟筒杆子烟筒洋钉

    铜煲(烧茶用)轻铁锅子轻铁盘子

    轻铁调羹明瓦各种瓷器

    骨牌麻雀牌枣子

    泡圆各种罐头(牛rou、杂菜、鸭rou、冬笋、批把、沙梨、荔枝、龙眼、菠萝、牛奶)

    对联洋蜡烛白洋蜡

    葡萄干洋线铅线

    铁线墨水

    以上一百三十一种，商人都叫作“洋货”，在杂货店里出卖。其中打横画的二十三种是销数较多的，没有打横画的各种销数都少。一百三十一种中有一百十八种是从梅县及兴宁来的，梅县来的占最大多数，只有洋袜子、围巾等织造品大部分是从兴宁来的。明瓦、对联二种完全从赣州来。皮枕、信纸、信封、铜煲、洋油、扇子、水烟筒、毛笔八种，梅县、赣州两处都有来。皮枕、信纸、信封、瓷器、扇子、水烟筒，赣州货不但占多数，而且比较好。信纸、信封，赣州的是本国纸制的，梅县的是用洋纸制的。洋油、纸烟则广东来多，赣州来少。纸烟是梅县、兴宁、赣州三处来。毛笔亦赣州来多，梅县的只有很少一点。

    为杂货店里的次要生意的洋货已如上面所述，下面再说杂货店里的主要生意——布匹。

    布匹有土布(青、白、花、灰、红、绿、柳条各种)，竹布(蓝、白、灰、乌、红、光、青、印花各种)，竹纱(白、灰、乌、蓝、柳条、靛各种)，绸缎(各种华丝葛、各种纺绸、薯莨绸、香云纱)，呢绒(厚呢、粗呢、镜面呢)，夏布(白、蓝、乌、机白、波心各种)。土布是中国人用洋纱制造，从兴宁来。竹布、竹纱都叫洋布，从香港走梅县来。绸缎中华丝葛、纺绸从杭州走赣州、梅县两路来，寻乌女人买来织头帕，这种头帕每个女人都有。全城布匹生意每年约值十万元，销地是城区和三标。

    杂货店里除布匹、洋货二个大宗外，还附带出卖黄烟、糕饼和香纸蜡烛，也有搭卖零油零盐的。

    城内杂货生意，前清时候每年总计十五万元上下，现今十二万元上下。十二万元的分配是:布匹八万余元(土布七万元，洋布一万元，呢绒二千元，夏布千余元)，洋货二万元(每家多的千一二百元，少的二三百元)，此外黄烟一万元上下，糕饼四百元上下(只有两家附带卖糕饼)，香纸爆竹五百元上下(附带卖香纸的二家，卖爆竹的十三家)。

    还待举出几家杂货店，好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情况。

    最大的杂货店，店主陈志成，兴宁人，在县城、吉潭、澄江各开一间店。县城这一间本钱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余是借来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钱、伙食等项开销，每年以赚得利息为止。陈本人又嫖又赌。

    第二家要算纶泰兴，三个份子合成，本钱二千元。除了开销，每年赚得三四百元。

    第三家算义泰兴，三个份子，吊多钱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赚得一二百元。

    第四家，罗义成，一人开，千多元本，每年能赚四五百元。很节俭，吃饭就是点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带两个徒弟，家眷在兴宁没有来。他是兴宁人，早年来寻乌挑糖箩子，在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一个明钱[11]敲一块小糖(现在敲一块糖子起码要一块铜片[12]了)，或者拿糖子换各种荒货(头发、烂铜、烂铁、猪牛骨头、烂棉被)。他就是这样子起家的。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

    这里还要说到杂货店的店员制度，看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杂货店的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而且地位也不同了。帮工一年将要过去的时候，能干的，老板继续留他做；不能干的老板便辞歇他，老板对他说:“我的店里不需要这么多人做了，明年你要另找生意。”他斢到了一个新的店家，他的地位越发高了一些，衣服也穿得越发好了一些，薪俸(不叫工钱)也逐年加多起来。他的社会名称再也不是“徒弟”了，而是令人尊敬的“先生”。他在帮做的那一年中，老板给他的薪俸不是取讲定数目的形式，也没有“薪俸”的名目，只是老板要给他做各色冬夏衣服。再则他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做得好，店里长钱，他的薪俸便逐年增加。光绪年间生意好时，先生的薪俸最高有到一百二十元的，但现在因为生意零落，最高薪俸不过八十元了。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自己回到家里去住也是有的；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像郭怡和的老板郭友梅回到万安去住家，把生意交给一位可靠的姓高的先生做，就是一例。靠不住的先生，是不能把生意交给他做的，因为他讲嫖赌，“打斧头”、“打雷公”(“打斧头”、“打雷公”，都谓“吃油饼”[13])。

    (4)油

    油是本城第三门生意，从门岭、安远两方面来，销在城区及篁乡，三标也有点把子(点把子即一点子)。只一家油行，刘福兴，一百大洋领了一张“帖”，就算本钱。代客买卖，经过一担油收行佣两毛子。十一二月是顶大门生意，每个大圩(逢一为大圩)有一百担，两个月六百担；小圩(逢四、七)三几十担，两个月四百担。一月到十月很淡，每圩不过三几担，通共不过三百担。全年约一千三百担，抽行佣约二百六十元。因为他领了帖，由他卖独家，什么人都只能从他那里买油。帖从南昌省政府领来，要县政府用公事去，付足领帖钱，才有帖子发下来。一百块领帖费之外，还要五块钱手续费。一张帖八年有效，过了八年成为废纸，又要领过新帖。要领帖的不止油行，还有盐行、豆行和牛行。

    (5)豆

    也只一个行，没有店，城隍庙公地上买卖。何子贞是个公安局长，近来做警察队长，寻乌的反动首领。他在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顶大门，两个月有八百担。全年约共一千担，一担(一担五斗，一斗十升)豆子抽行佣两升，每担豆价七元五毛(每升一毛半)，约计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佣三百元。何子贞是本城人，住在东门外，小时很苦，平远中学毕业，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回来当小学教师，当了八九年，古柏、潘丽都是他的学生。民国十六年清党前后，古、潘等领导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贞领导的“新寻派”发生冲突。民国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国十七年，三二五暴动把何子贞赶跑。四月，何子贞恢复势力，大出头，大罚革命派的款子，后来又做公安局长、警察队长，渐渐发了些财，在近郊买了田地。他在民国十四年以前，即没有与合作社派冲突以前，是代表商业资本势力的，起始组织“留粤学友会”，开办平民义学，时在民国十年。民国十四年六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