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军阀_民国农业县商业-摘录《寻乌调查》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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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农业县商业-摘录《寻乌调查》 (第7/7页)

7],五流丹青[18]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铁

    三家打铁店,叶师父、杨师父、李师父。杨师父安远人,叶、李均于都人,每家资本五十元内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头,锄头,铁鉔(即耙头),耘田耙,耙(大耙,牛拖的),鲢鲤刨,梭镖(寻乌土话“尥子”,梅县叫“挑笔子”,东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锅铲(炒菜用),铲子(刨锅头用),火钳,火铲,钩环(挑水用),铁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种铁器(各种刨铁、各种凿子、斜铲、铁锤、凳头钳、角罗钻、割刀),铁尺(做衫压布用),绵刀子(裁缝用),马刀,关刀,双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铁钉,门鎝(上门用),铁箍。除马刀、关刀、双刀外,余均家常用具,销向城厢附近。打铁器和打铁方法,一概旧式。

    民国以前没有洋铁来或来得少,工价又便宜,寻乌的铸铁生意比现在大,会做的炉厂每年能生产二万元以上。前清时虽只有两间炉厂,却共能生产四万余元。现在炉数加了,每间炉厂的产量却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钱贵(工钱贵是因外来工业品贵)和洋铁侵入。

    铁价现在比三十年前(光绪二十五六年)贵两倍,那时生铁每担(四十斤左右)最贵不过十一毛,现在却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钱买一斤生铁。三斤生铁打成一斤熟铁,价五毛。

    本城三个打铁店,两个于都人,一个安远人。乡下打行炉的通通是于都人。于都铁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炉子出门,高炉每座四个人打,矮炉三个人打,共有铁工一万三千左右。他们打铁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广东,打到南洋去的也有。

    (18)爆竹

    一间爆竹店,钟老板,会昌人,几十块钱本,开了六七年。自己及请的一个师父共两个人做,每年做得四五百元生意。老习惯大年初一那天大放其爆竹,寻乌的小小商店每家也要放两块钱。今年初一反动政府宣布戒严,不准放爆竹,不但年初一,平日也不准放,爆竹生意因此大减。南半县农民暴动区域彻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钟老板的爆竹生意减少了,从前梅县和门岭两方输入寻乌的爆竹,近来也停止了。

    (19)打首饰

    寻乌的妇女们也和别的封建经济没有彻底破坏的地方一样,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富,一律戴起头上和手上的装饰品,除大地主妇女有金首饰外,一概是银子的。每个女人都有插头发银簪子和银耳环子,这两样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钏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饭吃的女人就有。银也是个名,实际是洋铁皮上面涂一点银,有些是铜上面涂一点银。打这种首饰的店子本城有七家之多,每家只要几十元做本。他们的首饰,一部分是人家来定做的,一部分是用个小匣子装着背往四乡去卖的。七家首饰店中,有四家是一个老板、一个工人、一个徒弟三个人做事,一家是四个人做,一家是两个人做,另一家只一个人做。学徒制度与理发业差不多,不过工作更苦些,穿的衣服也更烂一些。

    (20)打洋铁

    一家,刘俊记,兴宁人。前年来本城开店,以前无所谓洋铁。三几十块钱本,一个老婆、一个徒弟和他自己三个人。材料是洋油瓶,做的是小洋铁灯呀(不[19]灯),盛洋油的壶子呀,盛茶油的壶子呀,舀油的勺子呀,烧茶吃的壶呀,洋油透子呀(滤子),酒透子呀,盛茶叶的瓶子呀,各种小盒子呀等等日用必需品。所以,这样一个洋铁店乃社会需要的。生意也很赚钱,三个毛子一只洋油瓶,从本城、吉潭、三标、澄江、牛斗光等处杂货店里收了来,做成洋铁器以六个毛子卖出去。此次红军进城,刘俊记不知何故跟着反动派跑了。

    (21)修钟表

    也是一家,叶公昌,梅县人,除工具外,十把块本钱,专门修理钟表。全县除本城一家外,牛斗光还有一家。两家都是前年(一九二八)开的。寻乌全县有十二万人,百分之二的有了钟表,共有钟或表二千四百个,所以需要一两家修理钟表的店子。

    (22)圩场生意

    寻乌城还是个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着的城子。以寻乌情形说,圩场生意代表半自然经济,店铺生意代表商品经济。店铺生意与圩场生意的比例是:店铺占百分之七十,圩场占百分之三十,可见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很远了。

    (23)娼妓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什么昌娇呀,月娥呀,钟四妹呀,谢三妹呀,黄昭坤呀,戊秀呀,润凤呀,大观兰呀,小观兰呀,昭娥呀,来昭呀,玉淑呀,五凤呀,亦娥呀,都是这个苦群众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观兰、亦娥两个外,都是人们所谓“嫩货”,润凤、戊秀、月娥、五凤、昭坤五个更加著名。

    科举未废、文武两考盛行的时候,也有现时这样多的娼妓。科举既废,逐渐减少,光绪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几名了。往后又渐加多,到现在又恢复科举时代的盛况。南半县革命向北发展,同时红军开抵澄江,娼妓们许多跑下乡去了。她们中间传说,“红军见草不留,扫把都要过斩”,所以她们吓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标人多。寻乌人有句俗话,“三标的货,项山的糯”,就是说的三标女子美丽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业兴盛的时代,商人**的多,豪绅次之,豪绅子弟(所谓少爷)很少插足。十年以来换了一个地位:豪绅**的最多,少爷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为什么嫖的少了因为他们的生意不行时了。豪绅为什么嫖的多他们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为歇店,长年长月住在妓家,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转。他们的嫖钱哪里来的打官司,乡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给乡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这样子得到供给娼妓的费用。少爷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到城里嫖的,近来有很多嫖的了“毕业公司”等类的学校兴起来了,少爷们脱离那温暖的家庭走到城里来读书,觉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就多起来了。

    (24)同善社[22]

    约当光绪二十七八年时,赣州一个绸缎店恒孚号的熊老板(南昌人)到寻乌来开办同善社,他就是所谓天恩先生。那时的善长古鹤甫是个秀才,住在城里,家务也不很好。后来善长改了潘明典,是个拔贡,有千元上下家资,现做九江地方法院书记。

    郭友梅是光绪二十七八年进的同善社,那时候有社员百把八九十个,以后还进了好多,最盛时本城同善社大概有二百多人。同善社的发源在四川,由那个四川的同善社发出公事到各省开办同善社,各省的政府准许后再向各县开同善社。进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寻乌县长曾有三个进了同善社,他们和社员们一样到同善社磕头。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寻乌这个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来,才知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业比例如下:

    职业人口数百分比

    农民一,六二○六○

    手工业者二九七一一

    游民二七○一○

    娼妓一六二六

    商人一三五五

    政府机关一○○四

    地主七八三

    宗教徒二二一弱

    共计二,六八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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