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学生时做事亏心 服刑日倍受熬煎 (第1/2页)

    白育才在鹿城监狱苦熬了三年多，按政策规定能办假释而办不成，坎坷命运，促使他对个人一生进行反思，对照佛祖的因果报应理论，检讨自己一生所做恶事。

    他想到自己做的第一恶事，便是刚上初中时，在弯子村去挨门窜户搜查没收老百姓的铁器。后来，在公社干部带领下，又进农户，看见干木头或木材，就要抬到炼铁场，烧成木炭，用于“炒钢”。连社员们准备盖房的檩条、房梁，房东大爷的棺材板也不放过。

    一个月后返校，学生们路过村边炼铁场时，只见那里戳着十来个炼铁炉，每个大约有两米高，外径约为一米二三。场地里到处是焦炭和红褐色铁矿石，还有几个铁水和焦炭渣滓混合凝固而成的大铁圪瘩，每个足有三四吨重。

    它们好像在向路人作无言的控诉：砸锅炼铁，意义何在？

    学生们年龄虽小，一个个受到良心的自责。白育才至今不敢回首那件缺德的往事。

    第二件昧良心的事是难耐饥饿，偷食饲料。

    那事发生在一九六零年。那三年，本来是风调雨顺，一九五八年年景空前好，但是好年景没有好收成，人们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的是食堂大锅饭，干的是集体的活儿，人们忙于大炼钢铁，深翻土地，把成熟的水稻、棉花集中移植到一起，创造亩产万斤稻和千斤棉，谁有时间去精收细打，颗粒归仓？

    到一九五九年，民间流传顺口溜说：

    “不管干不干，

    都吃大锅饭。”

    “累死跑腿的，

    养着动嘴的。”

    “地里傻干磨血泡，

    不如喊句空口号。”

    ……

    于是，出工不出力，干活磨洋工，致使那两年风调雨顺，却收成大减。乡村干部们又虚报浮夸，最终受害的是社员们，食堂大锅难做无米之炊，饭菜质量越来越差，难于支撑，于是一九六零年底便不顾“吃食堂的十大好处”，不得不解散食堂。当时金山村干部对上号称人均日口粮每人六两、实际上，只有原粮三两。

    在那个饥饿的年月里，白育才负责在课余时间到学校后院给教师食堂养鸡养兔，他和同班另一同学，每天下午上完两节课后就去给兔割草，大课间要去喂鸡喂兔。将鸡蛋及时交给教工伙房。

    饥饿难耐时，他们偷吃过鸡饲料，偶尔也偷喝过鸡蛋。

    在教工食堂，有个叫张四头的大师付，在白育才每次去交鸡蛋或帮忙干杂活儿时，都让他们拿一个馒头或西红柿、黄瓜，白育才和同学都是偷偷多拿一个。张四头师付也只当看不见。

    第三件最值得后悔和受到良心谴责的事，是两度栽赃，污人清白。

    一九六六年夏天，在渤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红卫兵们分为两派。白育才属上中农家庭出身，哪一派红卫兵都不愿要他，他便随了人数最多的一派，批斗校领导，批斗老师，极力表现出，家庭出身虽然高了些，革命劲头却不落后于普通红卫兵。

    后来，自己参加的那一派“鲁迅公社”失败了。解放军到学校“支左”，有个当兵的王班长负责他们班的管理和教育工作，对原先两派学生都能一视同仁，深得全班所有同学的拥护，把王班长看做是他们可信任的领导，贴心人，好朋友，好兄弟。不久，王班长退役，大家都跟他合影留念，依依不舍地挥泪送行。

    王班长走了，来了新的班长叫刘长亭，天津杨柳青人。这是个爱憎分明，阶级觉悟极高，思想极左，自以为是，年轻气盛，头脑简单，敢想敢干，且简单粗暴的年轻战士。

    他把全班同学分为两派，认为原先的少数派“遵义公社”的几个同学是革命的，而把占大多数的“鲁迅公社”近三十名同学当做教育对象或是革命对象，非要从他们中间揪出几个反革命分子不可。

    每当起床铃响，刘班长就喊：“老人家规定的起床时间到了，忠于老人家的，就快起床！”

    起床后，刘班长便组织学生向老人家早请示；熄灯前，还要向老人家晚汇报；不论干什么事，说什么话，都要先背老人家语录。他要求全班同学吃饭前先要唱“天大地大”歌，饭前饭后都要跳“忠字舞”。他让女同学用红布剪成一个个“忠”字，分发给每位同学，要求用万能胶粘在帽子上，衣裳胸兜上和左臂上。

    －位姓常的同学，对刘班长的极左言行略表不满，将其评论为“标签革命”。他还写了一首诗，讽刺刘班长的行为：

    站队

    今日站队，

    明日站队。

    后天还得站队。

    天天都站队，

    总是站不对。

    不是站不对，

    根本没有对不对。

    都是造反派，

    最后都不对。

    常同学被揭发后，便被反复多次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