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晋商大院 (第2/2页)

了一部抗日剧，里面什么包子雷、蔬菜雷都出现了，还有什么四星级碉堡、防弹内裤。你说这些人是什么个心理呢？”

    孙滋懋说：“这就是你们大陆厉害的地方了，香港人电影电视是搞笑，你们是搞爆。”

    喻祯洪教授说：“这种胡编乱造、不尊重历史、过度娱乐化的‘抗战神剧’，实在是让我受够了，那些拍抗战剧的编辑和导演们，原本是严肃的抗战剧，偏偏要拍成武侠剧，甚至是科幻剧，一拨一拨的‘狗血剧情’让不忍卒睹，最终变成了闹剧，这也是对诸多观众智商的公开污辱。”

    都玉海说：“是的，我们以后拍电影电视，都要注意这些问题。”

    参观乔家大院，除了古朴的建筑和精美的雕刻，乔家大院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大红灯笼几乎成为晋商大院旅游开发的滥觞，而独独乔家大院里的红灯笼，让人感觉格外有韵味。

    导游小姐说：“在晋商大族中，有些家族兴盛时间较长，而有些则衰败的很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者重视家规家风，后者家规弛、家风差。如祁县乔氏，其始祖乔贵发与秦姓在包头经商发迹后，秦姓在原籍筑房置地，过起财主生活。加之秦氏子弟吃喝嫖赌，挥霍浪费，逐渐从包头商号内抽股出去，又全部花光。秦家抽出的股全由乔家补进，最后乔秦二家的复盛公十四个财股中只有秦家一厘二毫五。”

    这话让所有的人都在深思。

    导游小姐说：“乔家的乔贵发发迹后，最初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像样的四合院。在买卖兴隆时，他便把赚下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并且教导子女，要勤检持家，决不能奢侈浪费。到了《乔家大院》中描写的乔致庸时代，又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这就是上面我介绍的六不准：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

    喻教授说：“对待仆人，乔致庸有独到之处。乔致庸对待仆人很宽容，不仅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注意尊重佣人的人格。乔致庸用女仆只有老妈子（已婚妇女），不用小丫环（未婚少女）。”

    导游小姐说：“乔家后人对张艺谋在其祖宅拍摄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很有不满，并不是对电影有意见，只是觉得这不是他们家的事。”

    渠家大院也在祁县，在古城区的东大街上。

    祁县东大街是条晋商老街，整条大街古色古香，街道两侧排列着明清时代的茶庄、烟店、票号、钱庄、斗行、当铺等数百家商业铺旧址和巨商大贾的豪宅大院，不少商号开辟成了展示晋商文化的博物馆，如茶庄博物馆、珠算博物馆、明清家具博物馆、晋商镖局博物馆、度量衡博物馆等。

    一行人徜徉街上，时空宛若倒流回明清。

    历史上，渠氏家族曾在祁县城内建有４0多个院落，占地近三万平方米，人称“渠半城”。

    渠家大院只是渠家众多院落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为全国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院内的砖雕、木雕那都非常值得一看。

    渠家大院现被开辟为山西晋商文化博览馆，是个领略晋商文化的好地方。晋商明清街很热闹，夹在闹市之间的渠家大院游人却不多，显得有些冷清。

    一路上习惯了晋商大院中游人的摩肩接踵，这里让大家突然喜欢上了渠家大院的清幽。

    霍蒙说：“渠家大院像个阅尽沧桑的老人，守着夕阳，让人静静地体会着晋商的传奇。”

    祁县的何家是晚清以来城内的第二大财主，何家大院当然也是很值得一看，所以大家出了渠家，就去了何家。

    太谷的城市规模像仍停留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看到眼前的小县城，很难将它与历史上曾鼎鼎大名的“金太谷”联系在一起。

    曹家大院，就铭刻着“金太谷”流金岁月。

    曹氏家族聚集中在北恍村，其家族建筑以按“福”、“禄”、“寿”、“禧”字形建造的四座大院为代表。

    曹家大院是幸存下来的“寿”字宅院，又称“三多堂”，意为多福、多寿、多子。

    在四周低矮的民居中，雄伟高大的曹家大院颇有鹤立之感。

    一个家族的兴盛需要几代人的成全，败落却只需要一代人。

    参观完曹家大院，霍蒙与大家和大门口检票的老人聊了会儿。

    老人说起从前的光景来神采飞扬。

    可惜曹家子孙不争气，奢侈糜华，再加上社会动荡，家业很快就败落了……

    老人讲起这些故事来，仿佛亲身经历，大概也是从父辈口里得知的故事，毕竟浮华如梦，来来去去，曾经有这样一个梦想也是件很美的事情。

    旁边一个小伙子神秘地说：这个老人就是曹家的后人呢。”

    灵石的王家大院，被称为黄土地上的“民间故宫”。

    灵石，据传因隋文帝巡游恰有陨石落地而得名。

    灵石的王家大院屹立在一个黄土丘上，山丘并不巍峨，王家大院却很有气势。

    王家大院也是城堡式格局，自西向东延伸，从低到高逐步扩展，鼎盛时共建有8888间半品级房屋，仅比紫禁城少1000间，面积却比故宫大出十万余平方米，所以有“中国民间故宫”的美称。

    李牧跟都玉海说：“来山西之前，就有在北京的山西朋友跟我说，山西出煤多富豪，在当地不喜张扬。朋友说，随便碰到个放羊汉般的人，也许就是富翁——他蹲在路边抽着的可是中华烟，背着的蛇皮袋里装的全是现金……”

    都玉海说：“我就是那个放羊背蛇皮袋子的人。”

    这话说的，大家都笑了。

    王家大院就在乡下，当年王家的当家的，如果走在路边赶着一群羊，应该也不是什么新闻。

    一家大院这座民间故宫，保留了500多年来明清官商宅院的建筑风貌。

    王家大院带大家的是一种很矛盾的冲击力。

    它豪华之中带着内敛，张扬之中隐着沉稳，大气与精巧相互渗透。

    王氏家庭有很深的“以商贾兴，以官宦显”的观念。

    喻教授说：“早年经商发迹后，王家便千方百计靠拢官场，王家子弟就有了不少做了官的。到清朝中叶，基本完成了由耕读之家转变为官、商、农综合型的豪门望族的转变后，建筑便不仅是用来居住了，也是显示财力和权力，显示文化品位的载体了。”

    王氏家族的鼎盛延续到了嘉庆年间，鸦片战争后逐渐衰落。

    建造高家崖建筑群的王汝聪、王汝成兄弟的四子四孙，全因吸食鸦片而家破人亡，惟一的曾孙竟将整座大宅院以极便宜的价格统统卖光，在1891年已沦为街头乞丐。王氏家族虽然还有个别支系家丁兴旺，诗书传礼，但家族整体气势已散。

    告别王家大院时，回望斜阳笼罩着大院，不禁生出许多莫名的感叹——历史的辉煌如同大院顶上的那抹余晖终将退去。

    而对于都玉海这群中国的精英们，对财富的思考，那是一定会更深入了。

    晋商大院庭院深处的似水年华沿着大运公路走进晋商大院，透过那精致富丽的天井，抬头似乎就能一窥晋商五百年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