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李冼（3） (第2/2页)

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虽然被西方列强严密控制，处处压迫，但也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中难得的发展机会，最重要的是，此时的日本刚刚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改革，还没有开始繁荣，大清帝国仍然是无可争议的远东第一强国，，他绝对不会让同一个错误犯两次，即便是时代的错误。

    对于此时的朝廷而言，鼓励工商的确是条发家致富的捷径，尤其是长江航运的成功更是告诉了身处紫禁城的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朝廷并非不能再在洋人“占据”的舞台上得到丰厚利益，在国外，中国仍然拥有者茶叶和丝绸这些东方本土产品的出口优势，虽然英国人也在印度种植茶叶，但这到底仍然是中国的东西，硬要在别的地方发展必然就试了神韵，在市场的竞争力上肯定就会跟着差上一大截，而日本在此时也只是刚刚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改革，与清帝国一样受到西方列国的压制，并没有真正完成兴旺，无论在哪个方面在此时都难以和清帝国——这个曾经的大哥相比，自然也不存在对中国的海外贸易造成威胁。

    而就国内而言，一旦商业开始繁荣，厘金税也可以充分发挥其效用为朝廷谋取利益，最重要的是，在慈禧太后这一批人的眼里，商业是一件旱涝保收的事儿，不管做生意的人赢还是亏，朝廷肯定可以稳赚不赔。

    更何况孔老夫子他老人家也从来没说过不允许经商这类的话，相反他的弟子子贡就是一个著名的商人，而他老人家本人也亲口说过“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道，自然应该是包括所有正当行业的，即便说过又能怎么样呢，反正连朱元璋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贫农也把孟子的书翻版了好几次，大不了清政府再给全国下发一套新版本的四书五经。

    而若是要追究中国封建统治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源头，也并不是因为它没有用处，反而是因为它的用处太大——商人由经商而得到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可以用来贿赂官员，可以用来买官，可以用来购置大量的土地，动摇弄本社会的根基。反正自古就是这样——有钱能使鬼推磨。

    但现在，显然不是朝廷担心这些的时候，说到底，要造成这些影响绝对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过程，而朝廷此时需要顾忌的则是生死存亡的燃眉之急，孰重孰轻，一比便知。就算是这些有钱人真的要买官的话，也得要朝廷有卖官鬻爵先，反正能卖的官衔一般都是虚职，卖谁不是卖呀，若他们这些认真肯拿银子来买，朝廷也乐得再提一提价钱。

    二来，汉代经商之所以那么容易赚钱，那些成功的商人们可以那么放心的把自己的流动资金都束缚在土地这种不动产上，主要是因为当时干这行的人少，供不应求自然可以让这些零星的供应者赚得盆钵满盈，但此时的大清情况就大不相同，这些商人们的竞争对手不是那些与他们毫无思想差异，甚至互相都知根知底的商贾，较量的对象也不是资金匮乏，产品单一的小商小贩，而是比他们更加有经验和丰厚的资金，甚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受到过专业系统的训练西方商行。

    而这些本土的晋商和徽商们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使用他们传统的人脉手段和金钱攻势，通过和一干地方官员打得火热，称兄道弟来给自己的道路上扫清障碍，毕竟，现在的各地能说的上话的官员很少有敢跟洋人使绊的，更何况，基本上所有西方国家都在清帝国享受着片面最惠国的待遇。

    在这样一种“艰苦”的条件下，中国本土的商人想要在于西方商行的博弈中取得胜利的话基本上就腾不出闲钱去买房置地当地主，朝廷的这层担心也就不存了。

    慈禧太后和他的儿子同治以及他们的智囊团一合计，觉得这事儿怎么着都赔不了，一旦赚了，还有可能是大赚，不但能让大清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说不定还能报道光年间和咸丰年间的“两箭之仇”，让西方列强把从大清掠夺去的银子都吐出来。

    而从慈禧的个人感情而言，她如果可以办到这一切，把自己的儿子载淳打造成不逊于康熙皇帝那样的千古一帝，自己在清史中与孝庄皇太后比肩的梦想就不难实现了。

    于是乎没过多久，太后老佛爷就和她的皇帝儿子达成了共识，放宽商业政策，不但废除了以前对商人的行为甚至是穿着的约束，甚至允许私人开办工厂，朝廷除了占据军工，盐铁矿山等关乎国家命脉的产业，其余都可以由民间自主承办，并且还声明如果资金不够可以由朝廷出面融资等一些列的扶持政策。

    政策一经下达，在各个地方倒是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排斥政策，要说这个地手里有闲钱的富户老早就想学着西洋人的样子狠赚一笔，毕竟谁也不会嫌自己手里的银子太多，但奈何以往朝廷管得太严，后台不硬的不敢轻易动这片“肥田”，是在憋得受不了了就干脆把钱投到外国的公司拿分红，现在朝廷政策变了，正好是应了他们的心声。

    而各级的地方官员本来也为那些流离失所的农民头大，要给他们地，偏偏那年头不是土地公有，朝廷手里面没有地，一直救济着自己的衙门也吃不消，但是不救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如今朝廷鼓励私营工厂客观上解决了这样一批人的吃饭问题，虽然仍然只是个佣工比不得他们原来当自耕农的时候，但好歹有口饭吃，养得活一家老小，也算是给他们了一条活路。

    以至于，上头的政策刚一到地方，当地的衙门还没着手宣传推广，各个手工作坊就已经开始筹备扩大规模，跑到衙门申请办厂的把门槛都踩矮了一截儿。

    但与地方上的其乐融融相比，京城上空的风刮起来就没有那么柔和。

    先是几个内阁官员向朝廷递交辞呈，半带威胁着说要告老还乡，载淳之前的三个皇帝——嘉庆、道光、咸丰应该来说对儒生都是很尊重的，芝麻大点儿个官都能让皇帝亲自出面，礼贤下士，三顾茅庐。

    但同治和他的父亲，爷爷不一样，一来他年轻，正气血方刚的时候，二来他也没老老实实地读过几年圣贤书，对于这些名儒也没有出于一个晚辈对前辈的畏惧。

    此时一看奏章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上书也不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当自己是杨士奇还是王阳明啊？以为大清离了你们几个就亡国了怎么着，说白了你内阁就是一吃闲饭的，你不想吃这碗官饭，朕还不想养了呢，要走就走，不送了。

    开始，这些人以为是送出去的棋子分量不够，不能把年轻的同治皇帝给镇住，于是又有一些两朝元老来递交辞呈，结果载淳仍然是充分体谅下属的苦心，满足他们的愿望，嘱咐一番“一路顺风，路上小心”之类的就乐呵呵地把人家送走了，反正朝廷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这些毫无意义的政府机构以及这些机构里的成员，因此，这次大规模的请辞活动对于载淳来说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以及最小的代价在裁员，一来把位置腾出来给真正有干劲儿，有能力的年轻人——领导班子年轻化很关键，二来也为朝廷节省开支，有些职位，既然他们辞了就干脆地顺带撤了，如此一来，政府消费又节省了不小的一笔。

    而且这种做法即便是清流派最有学问的人出马也挑不出什么刺儿，毕竟奏折的备份都白纸黑字的存在军机处，分明是你们的人这个说自己体力不支了，那个说自己娘年事已高了，都是正正当当的理由，朝廷没有理由不准，而皇上年纪轻轻有如此体恤下情更加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