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与商人精神 (第2/2页)
芽的观点比较集中出现，应该不是偶然的事情。 “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形成晋商与徽商不同的精神文化气质 朱：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有人说，晋商的发达靠的是地理条件，山西干旱少雨，不宜农耕，但四通八达，南下北上，扼商路咽喉，适合经商。有人说，山西人天生有经商才能，以“诚信”著称天下，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活动视为“陶朱事业”……当然，晋商能发达到如此地步，绝非一二因素所为，但我想，“学而优则贾”是晋商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重要因素，或许可以说是决定因素。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这与我们熟知的中国封建传统“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相差何啻万里！春秋战国时即以经商致富、后被尊为中国“商祖”的白圭，其经商取胜之道的核心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逆向思维，也可以说是“出奇”，“出险”之道。晋商的“学而优则贾”走的也是这条路。试想，当全国各地的聪俊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商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潇洒从商，坦然为贾，一代又一代搏击于商海，用他们一流的脑瓜构想着商路的开拓、经营的改进、货物的运输和商业人才的培养选拔。他们有知识、有眼界、有对策，能以己之长，陷彼之短，能不异军突起吗？ 刘：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明中叶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弃儒从商，在一些商帮崛起的地方，似乎成了普遍的趋势。即便是“儒风独茂”的徽州，民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崇祯本二刻《拍案惊奇》卷37，转引自******：《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第210页)。******先生在论及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时，强调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1、中国的人口从明初到19世纪中叶增加了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并未相应增加，因此考中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2、明清商人的成功对士人是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参见前揭书第213页)。
封：明清时代的各个地方商帮都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和伦理精神。他们既有共性，也各有特点。譬如，徽商“贾而好儒”，商业经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1、“以诚待人”；2、以信接物；3、以义为利。徽商的“贾而好儒”又促使自身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势力，与封建宗族势力结合，把“贾为厚利，儒为名商”作为“亢吾宗”、“大吾门”的手段。 刘：徽商的“贾而好儒”，植根于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里，有其他地方不可比的儒学传统。徽人广建书院，崇儒重道，形成了“儒风独茂”的地方风情。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徽商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亦贾亦儒，在贾与儒之间“迭相为用”，因此以儒道经商就成为徽商精神的精髓。 明清时期的商人精神中哪些仍有助于今天的经济发展？ 朱：无疑，统治中国传统商人商帮的伦理精神，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商人中形成的商业文化，除遵循商业活动的共同规律如诚信、讲究质量等等外，在成功的或是境界高的商人中，往往还表现出某些特别的特点：如重视对人的信用；在经商中讲究平淡恬和、宠辱不惊的境界，渗透着一种“经商亦是济世救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等。晚清状元张謇下海经商，以儒家“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名言为信条，讲究个人cao守的道德自律，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和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思想等，就是典型的一例。显然，这些行为和文化道德中蕴涵的精神原则，在过去和今天，都是适用的，而且值得提倡。这种精神，对今天的经济建设和商业道德的建设，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刘：在明清时期的商人书中，我们常常见到那些被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视为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勤”、“俭”等伦理训条，“诚信”更是各个商帮共有的文化精神气质。这些伦理训条并不是为资本主义量身打造的，作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它不仅造就了昔日明清商帮的辉煌，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重要意义。 朱：是的。另外，经济史上还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即“资本总是在最短缺的地方发挥最大的效用”。知识是一种资本，知识能够创造价值，这种观念，今天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晋商“学而优则贾”是同样的道理，他们是从先天和后天的条件出发，把获得的知识这种“资本”用来经商，“在最短缺的地方发挥最大的效用”。从这些例子上看，传统商人和商业文化中可资借鉴挖掘的东西仍然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给予进一步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