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周泽雄文章：文学的虚实与历史的曲直 (第1/3页)

    周泽雄，作家。1963年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做过十几年教师，著有《说文解气》、《耳朵的立场》、《性格辞典》，《齐人物论》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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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的虚实与历史的曲直

    作者周泽雄

    三国实在是一个被谈论得太多的时代，因而也成了被误解得最深的时代。三国中人，大抵盖棺而不能论定，彼等身后的升迁荣辱甚至较生前的戎马岁月更动荡不定，也更富于戏剧性。设若有一艘时间潜艇将这班好汉运抵当今，读着由一位名叫罗贯中的后人为他们撰写的集体传记（且不说还有一位名唤王扶林的导演据此敷演出的八十集电视连续剧），真不敢想象会生何感想。诸葛亮多半会被自己的绝顶智慧弄得目瞪口呆，一俟看到自己竟沦为一仗剑作法的妖道而在七星坛上咒语喃喃，胡乱祭风，大掠周郎之美，或许一羞之下便拂袖而去。随之离席的还有借口‘如厕‘的东吴谋士鲁肃，这位‘体貌魁奇，少有壮节‘的‘狂夫‘型儒将，实在无法接受小说里那位──更不必说还有电视里那位──也叫‘鲁子敬‘的孱头。张飞照例在哈哈大笑，只管用大碗喝着‘人头马‘；关羽，这个极度自负的美髯将军一边暗叫惭愧，一边寻思着哪天去给罗贯中老弟上一回坟去，虽然一出门便受到当代同性恋者的追逐；曹cao沉默无言，只顾嚼着口香糖，眼神里布满‘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般的憔悴。如果个中闹出人命案的话，多半便是周瑜了，这位风liu倜傥、气宇轩昂的东吴大都督，纵然从不曾在‘诸葛村夫‘手下受过气，这次怕要因罗贯中的编派而气绝身亡了。因为，说周公瑾气量偏狭，本来就和说诸葛亮智力平平一样离谱。昔东吴老将程普，仗着三朝元老的身份，对周大都督不理不睬，搭足了架子，由于公瑾天性豁达，不念旧恶，遂重演了一出三国版的《将相和》，致使程普慨然有叹：‘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饮自醉。‘三国故事肇始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该书‘古今訾嗷者非一‘（王士祯语），誉之者如叶适标举为‘笔高处逼司马迁，但少文义缘饰，终胜班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诃之者即如渔洋山人，至若认为一本我莫识其名的歙人撰写的《季汉书》，较陈著‘不惟名正言顺，抑且文词斐然‘（《池北偶谈》卷十六）。陈寿虽为蜀人，一度在蜀地为官，但考《三国志》的立场，仍以魏为正统，对曹cao及手下众多谋臣武将，着墨既夥，也多褒扬之词。陈寿撰书时，世间已有《魏书》、《吴书》可资取材，独蜀国无史，但这未必便是《三国志》中《蜀书》篇幅最弱的原因。我们发现至少在这位大半辈子生活在三国时代的谯周后人眼里，如关云长、张益德、赵子龙等辈并不被特别看重，对诸葛孔明也非一味赞誉，‘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判词，着实让后人心惊。又百余年后裴松之出，此公鉴于陈寿选材过苛（一方面也是陈寿所能依据的史料当时不过区区三种，由是亦可见叶适所谓‘（裴）注之所载，皆寿弃余‘之不确），遂立志增补。裴松之本着‘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收以补其阙‘的雄心，参较各类著述二百一十种，以超出原著数倍的篇幅，终于使自己获得了几可与陈寿共享署名权的荣誉。虽然裴松之在注中不时加上点个人的指谬辨疑性的评论，总体上仍可把他看成一位囫囵吞枣型的资料收集者；因了他这份辛勤的罗列，我们顺便知道民间的三国热，非自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始。

    曹cao形象的嬗变在裴注中已露端倪，盖正始玄风吹拂下的魏晋士大夫在月旦士林、臧否人物上自有一份独特的睿智、宽容和超然，不似后世只知将人判为或善或恶、壁垒分明的两极，是以曹cao之名尚可在jianian雄与英雄之间游移。曹caojianian相品格的定位至少在有宋一朝已成铁论，不仅孩子们都会‘闻曹cao败，则喜唱快‘（《东坡志林》），其人因是‘汉鬼域‘，抑且为‘君子所不道‘（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而当朱熹《通鉴纲目》中正式确定‘帝蜀寇魏‘的立场时，曹cao的jianian相也就只能毕露了；他在去自己千余年的罗贯中笔下沦为古今第一jianian人，实在也是无可奈何之事。罗贯中当年着手处理三国故事时，掌握的书籍及民间传唱资料（主要是《三国志评话》）已非常丰富，结构上的经营布局较之人物事件上的摹拟虚构也更为棘手和切要。罗贯中有横空出世之才，《三国演义》规制雄奇，大开大阖，小说的气势已不逊于所描绘的时代。塑造人物匹似顾恺之为人写真，寥寥数语已是颊上添毫，龙首点睛，靡不神情毕肖，千载之后犹猎猎生风，呵之得生。罗贯中执笔时虽未尝一刻稍忘陈、裴之《三国志》，但他的小说在民间却真正促成了对《三国志》的遗忘。然则罗氏所撰究系历史耶？小说耶？

    关于此种体裁有一个现成的抹稀泥似的称谓，曰历史小说，然困惑亦于兹生焉。盖历史与小说本属壁垒分明的两个领域，各秉赋着一套价值标准和cao作规范，虽然太史公（还可以上溯至左丘明）笔法里已多摹拟之情事，但那通常是在须揣摸方得其似的情况下，正孔融所谓‘想当然耳‘之举，虽属历史著述本身的无奈，其初衷却又并非出于对小说笔法的注重，而实在应被视为一种‘原其终始‘的努力，不如此，‘鸿门宴‘将不复闻矣。我们常见的倒是，历史无意于借小说以美容，小说每常演历史为说部。历史小说似对应于小说史，但后者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有之，则林汉达先生编著的《上下五千年》或辽宁少儿出版社的《五千年演义》之属，因致力于史学的蒙学化而奉行一种‘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通俗性原则，是‘小说化历史‘而非‘小说史‘，亦已昭然。历史的小说化乃历史的变节，小说的历史化则不啻为小说的升华，因此，历史学家往往宁受‘少文义缘饰‘的指责而坚守诚信，小说家（当然也包括戏剧家如莎士比亚、如不惜以‘滑稽的方式自由处置历史事件‘并据此写出了《罗慕路斯大帝》的迪伦马特）则每每热衷于涉猎史部，以使作品在叙述的广度和意蕴的深厚上都有所猎获。历史有其不容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