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随笔 (第4/4页)

童贯便于高俅发生冲突。《靖康要录》卷四载：“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贯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实则是要把高俅推离徽宗的身边。童贯和高俅的矛盾，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2中有所披露，陈东上书云：“臣昨日闻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兄俅、伸等书报，言上皇初至南京（指商丘），不欲前迈，复为数贼挟之而前，沿路劫持，无所不至，迨至泗州，又诈传皇上御笔令高俅守御浮桥，不得南来，遂挟上皇渡桥而南，以趋江浙，斥回随驾。卫士至于攀望働哭，童贯遂令亲兵引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者几百余人。高俅父子兄弟在旁，仅得一望见上皇。君臣相顾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贼在侧，不敢辄发一语，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这里说徽宗不想继续南下了，这从徽宗后来的表现来看，并不正确，显然是高俅兄弟们的谎话，但这恰恰反映出高俅与童贯的确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童贯为了独揽“护驾大功”，把高俅部留在泗州，自己领军图谋与徽宗集团在江南另立乾坤。高俅还想继续追随徽宗，但局面已经被童贯掌握，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无奈中，高俅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徽宗、童贯等人南下，而自己被甩在了泗州。走投无路中，高俅也只能“以疾为解，辞归京师”（不过从当年五月高俅就死的情况来看，似乎高俅的确病了）。但是世事吊诡的是，恰恰是因为高俅没能去的了江南，成为徽宗集团与钦宗相争的帮凶，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得以“独死于牖下”。与此相对照，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御批处死。

    虽然高俅的下场比童贯、蔡攸等人要好的多，但他倚为援奥的徽宗集团毕竟彻底败落了，作为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的高俅，自然也逃不过严厉的惩罚。靖康元年五月，高俅病死，“故事（指高俅是开府仪同三司职），天子当挂服举哀”，李若水上言道：“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李若水的两次上书拉开了追贬高俅的序幕，于是“（靖康元年）五月十六日，圣旨：高俅率领军兵，败坏纪律，累有言章，可与追除，子孙倖冒亦与降等授官，以戒后来者。吏部供到：高俅已身亡，前系检校太保、奉****节度、开府仪同三司、简国公；子尧卿见系岳阳军承宣使.尧辅安****承宣使，尧康桂州观察使。十八日奉圣旨：高俅追检校太保、开府仪同三司；尧卿、尧辅并与右武大夫，尧康与右武大夫，并遥郡刺史，余官迫夺，诸孙免”，于是高俅的检校太保、开府仪同三司这两副耀眼的官衔就此被免掉了，他的儿子们也被贬黜。但是这还没完，如此处理还是不能平息百官和世人对高俅的公愤，于是圣旨又下：“高俅更追节度、简国公。”，这样高俅的四大高衔（爵）就此全部被剥夺干净。正所谓高俅是夤缘际会、升迁极速，但是败落的就更为迅速了，这就好似直升飞机的坠落。

    不仅如此，在高俅的死前，他就被抄家了。靖康元年正月，金军攻城甚急，于是钦宗被迫派李棁出使金营，结果李棁与金使萧三宝奴、耶律忠、王汭带来了“索金帛数千万，且求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宰相、亲王为质，乃退师”的要求，钦宗屈服，“丙子，避正殿，减常膳。括借金银，籍倡优家财。庚辰，命张邦昌副康王构使金军”。这里的“括借金银”，实际很大部分是取自徽宗集团诸亲信之家。正月十二日，钦宗下令有司收括蔡京、童贯、何执中、高俅等家的金银，并且包括他们的亲属家，不得隐藏。结果一共获银500万两。高俅的两兄弟高傑和高伸也被依例抄家，并由于隐匿金银，没有如实缴纳，而被人告发，而也遭到了贬官的惩处。

    至此，高俅和其亲属人财两破，身败名裂，落得个“陋室空堂、衰草枯杨”的境地。

    （四）对高俅的小评

    高俅个人的兴衰荣辱、仕途沉浮，表面上是他夤缘际会、乖巧善佞的结果，实际上则是北宋末年徽宗一朝黑暗腐朽统治的的结果。或许高俅个人的飞黄腾达是一个偶然，但是以徽宗集团的荒yin无道，无一高俅，必然还会有张俅、李俅的出现。

    徽宗本人虽然是个艺术天才，但同时也是一个在政治上极度疯狂的皇帝。偏偏徽宗又是一个极度自以为是的人，一心以为自己是个不世出的皇帝。在其统治下，大宋朝应该是，也只能是河清海宴、国富兵强，直追三代的千古盛世。既然是“千古盛世”，那身为帝王的他自然可以如《周官》所言的“惟王不会”，“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那么自我享乐一番又有甚么不可以的呢？实际上，不管是蔡京，还是郑居中、王黼等诸辈，都不过是阿谀奉迎徽宗的意图而已，所以徽宗的宰执（崇宁后）几乎无一不是搜刮民脂民膏、阿谀迎合皇帝好美名、希享乐的“能手”。只可惜徽宗自以为的“千古盛世”，只不过是他在蔡京等人“帮助”下，自我虚幻出来的假相。事实上，大宋朝在他的统治下，已经处于一个千疮百孔，各种矛盾空前激烈的绝境了！

    对于高俅来说，虽然没有蔡京等对败坏国家之罪那么严重，但是这也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高俅统领殿前司这样的重任，但是却军政不修，纪律废弛，使得他的军队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按理说他统领的部队应是全国最精锐的），以至当国家危急时，全然派不上用处，其罪也是难容的。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高俅身处一个虚假繁荣的时代，世间事都变成了文饰矫揉和虚假做作，而高俅就是在那个造假时代的造假大家之一，这才是他的罪恶与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罪恶和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