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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有时候也是徒劳的，事物总是偶然中孕育着必然，必然中伴随着偶然在发展。

    死灰一样的绝望中，我突然间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老书记打来的，声音里洋溢着兴奋，说我托他的事已经办成了，能够听得出来，对方显然刚得到消息，而且有外人在场，除非因事情成功无法掩饰常人通常会有的从心里直往外透地兴奋，以他那样的修为（姑且称修为吧，说不清是何原因，这一段我总喜欢把经验丰富称之为修为），绝不会乱打这样的电话，所以话说得很模糊，而话越模糊越值得推敲咂摸。

    果真仔细咂摸，人有不少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说清的，但只要心意相通，往往又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去说，一个音符一个眼神彼此间便能心领神会。

    尽管如此，突然间地绝处逢生，让一股比他更兴奋的强烈的急于要感恩的心情紧紧缠绕着我，使我茫然无措又似乎非要做点什么，却又想不起要做点什么又该怎样做。忽忽悠悠地什么也没做成便过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渐渐平静了下来，我不应该对此无动于衷，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

    但临到打电话时，虽准备了无数的言语，又突感实在无话可说。说什么呢？感激？太俗了，实在太俗了，岂是一句感激就能表达得了的？再证实一下？因为直疑心自己的耳朵有错，又担心实在太过冒昧。翻来覆去地想了许久，我还是在想象着电话打通之后该如何说。说实在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满脑子想的并不单纯是感恩，更多的恐怕要数再做进一步证实的冲动。

    其实，事情往往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复杂，到强烈的冲动催逼着我去打电话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原先设计好的语言和顺序早已飞到了九霄之外，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场。

    幸好，电话一打便通，因为我选择了某本书上离领导上班前半小时打电话的吹嘘，说此时正是领导最闲适所以心情最好的时候，凡事都好办。

    电话一接通，立即便传来了对方低沉的声音，此时他这唯一曾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低沉声音也变得极富磁性起来，紧紧地吸住了我。尽管我用力地放平心情，心脏还是要蹦出来似地，语调因此变得有些嗫嚅。再三鼓励自己，我终于问出了一句现在想起来颇有点儿艺术性带有外交辞令的“老书记，您挺忙？”

    “忙，哪找不忙的时候？”对方永远是那样干脆，未及我继续说话，他已在问，还是那事吧？

    我说，嗯。

    我怀疑他根本没有听清我的回答，又说道，耐心等待吧，最近组织人事部门便会下去考察。何等美妙的声音，未等我认真地听够，他已挂断了电话，他永远都是这样风风火火，总会给我留下些许的不足之感，这或许也能算得上一种风格一门艺术吧。人生得领导如此，夫复何求？

    要知道，自他调走后，我再也没有去看望过他，不是不想，而是我不习惯那种对谁都毕恭毕敬的做作，我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是那份相互的牵挂，越是心灵相通的人越不需要去注重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不是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吗？

    事实上，还是这种我竭力反对而有的人偏偏称之为素质和能力的做作见效来得快，而且更适合。或许，人在困难的必须求人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儿奴性，做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奴性。但这绝对不等于说我便高贵，相反，我至今也搞不清自己当时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奴性，到现在想起来，仍难免面红心跳愧疚不已。

    因为漫无天际地想着，我居然受宠若惊起来，感恩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地冲撞着我。居然用六个字便解决了如此复杂的问题，感恩中不觉自傲起来，我一旦自傲起来，常常目空一切，这是我最致命的弱点，那一刻，我甚至以为自己当真具备外交家的天才。

    自傲毕竟不是优秀的品质，往往连着一些更猛烈地对目标的追求，伴着自傲难免又多了些对调走的期待。人能够有期待是幸福的，时光总能在期待中飞快地流逝。期待连着希望，没有希望的期待根本算不上期待，而只能叫做空想。我当然不是空想，是希望，书记的话是明确的，让我坚信。

    我开始关注镇里的来人来客情况，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事不关己的事儿何必要如此费心劳神呢？但我认为这是我的一大发现，指不定哪辆车载的便是前来考察我的领导。兴许是以前没有关注这方面的情况，镇里居然有如此多的来人来客，难怪一年要几十万的接待费。这些车中，有熟悉的，有陌生的，熟悉的少，陌生的多，渐渐地便乱了起来，我根本无法辨出到底哪辆车是前来考察我的，或许压根没有，反正我辨不出。

    组织人事部门原也有几位朋友，但事情尚处于保密阶段，不便于问，当然也担心他们的层次太低根本无从知道其中的故事，据说人事方面的故事最神秘，即使层次稍低一点儿，也绝不会知道，而且问不得，问的本身就犯戒。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己去关注，尽管累，也不可能，但终究也是一种期待。

    有一阶段，终于让我发现了变化：来的小号车多了！我便按照工作上的分工去揣测这些小号车主与老书记的关系，我那时候认为，分管的领导与下属的局长必定是要好的，倘若是与老领导工作关系密切的，我就会以为指不定便是老书记托来给我讲情的。我后来才弄明白，其实不然，如同镇里一样，分管领导与分管单位头头之间通常是有矛盾的，若不是极亲密的关系，通常就是仇敌。

    只说以我当时的经历，要弄明白这些车的车主与老书记的关系，无异于天方夜谭。弄不明白，更想明白，这是人的天性。我只有故作糊涂地去打听，听到的自然只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半真半假的消息，然后再把这些消息进行加工企图从中发现点儿什么。

    我每天都乐此不彼，并幽默地称之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只要有五十号以内的车来，我必要千方百计地去向秘书打听：车主是谁，来干什么。尽管我常常装得极为随意，问的方式也自觉极为恰当，但问得多了，难免要引起秘书的注意，他奇怪地盯着我问，你最近怎么尽关注县里领导的事，以前可不这样啊，岂不成要上调？

    我一惊，莫不要又成了他向书记卖好的证据！

    正惴惴不安，他却故作亲密地劝我，不该问的事儿千万别问，这是机关的规矩，事儿知道多了，有时候反不是好事。

    他居然能对我说出如此真诚的话！我莫名其妙地有些感动，但仍是瞧不上他。当然，我也知道他在向我示好，但我认为必是怀疑让他产生了我有巨大背景的猜测，那一段，他总在向我示好，或许想与我冰释前嫌。越是这样，我越是反感，于是便常常想，有朝一日，我绝不用这样的秘书，而且，而且要让他永远提不起来，最好的位置便是交通，不，连交通也不能让他干，****个三二十年临时工，然后灰溜溜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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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其狠毒的想法，都来自于当时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