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做梦想不到，被征做县长 (第2/3页)

关都集中在这里办公。原来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突然变成人才济济，热闹非凡的义铜宜奉县苏区中心。县委、县苏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嬴得了民心，青壮年参加红军、赤卫队保卫苏区，妇女参加妇救会做军鞋，儿童参加童子团站岗放哨，整个苏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义铜宜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边上钉下了一颗钉子，严重威胁到南浔铁路和国民政府夏都庐山的安全，让南昌、九江的达官贵人惶惶不安。但对摇摇欲坠、危机四伏的湘鄂赣省来说却是件大好事，它不仅为湘鄂赣省的红十六军提供大量的兵员，也为湘鄂赣省苏区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

    义铜宜奉县苏区的蓬勃发展主要依靠军事干部的艰苦努力，特别是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喻行舟的坚强苦战，才打出义铜宜奉县这一片新天地。喻行舟湖南省平江县人，曾任湘鄂赣省红十六军连长，三十多岁，汨罗江渔民出身，虽然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他军事技术过硬，对党赤胆忠心，对敌斗争机智勇敢，经常深入虎xue，打恶除霸威震敌胆。

    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他奉湘鄂赣省委派遣，从红十六军中带着八名战士，扛着八支步枪，到麻洞组建义铜宜奉县警卫营。警卫营刚成立时，也就百把号人八支汉阳造步枪，其余的人拿的都是大刀长矛。他带着警卫营的战士们寻找敌人在乡村中的薄弱环节，打保安团、拔靖卫团，消灭零散的地主武装。采取避敌锋芒，攻其不备的游击战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

    不久，当局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进攻义铜宜奉边苏区的有国军五十师，义宁、铜鼓、宜丰、奉新四县保安团以及周围地区的几十支民团武装。他们所到之处摧毁乡村红色政权，捉拿苏区干部，烧房毁舍，无恶不作。为保卫义铜宜奉县革命成果，湘鄂赣省委将警卫营扩编为湘鄂赣军区义铜宜奉县独立团，喻行舟任团长，兼任县苏军事部长。独立团成立后，喻行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仅能够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拖着敌人在九岭山脉中打转，还能声东击西打到南昌、九江边缘地区，直接威胁国民政府夏都庐山和军委会南昌行营安全，造成这两座城市的富豪劣绅们极度恐慌，令蒋委员长十分头疼。

    喻行舟指挥的义铜宜奉县独立团经过几次大的战斗之后，越战越勇，让苏区边缘的反动民团闻风丧胆，落荒而逃。就连国军正规部队也不敢轻举妄动，每次进攻苏区都小心翼翼，生怕落入喻行舟设下的圈套，遭到独立团重创。一九三三年秋，义铜宜奉县独立团进入了全盛时期，全团发展到一千多人、八百多枝枪，成为湘鄂赣地方红军中的一支劲旅。为扩大革命军事力量，湘鄂赣省委决定将独立团改为义铜宜奉县独立师，喻行舟任县苏军事部长兼师长。湘鄂赣省委从大局考虑，又从独立师抽调大部分力量，补充在三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的红十六军，将独立师缩编为独立团。眼看着自己拉起来兵强马壮的队伍，转眼间又回到了从前，喻行舟的心里难过得犹如刀割一般，但他用坚强的党性战胜了自己，愉快地服从了上级组织的调遣。

    这时第四次“围剿”开始了，中央军和湘鄂赣三省的地方武装分割包围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由于义铜宜奉县革命形势高涨，成了这次进攻的重点。面对白色恐怖的局面和残酷的现实，喻行舟缩编后没有畏缩，依然主动突击将义宁县上奉、黄沙港，奉新县甘坊，宜丰县新庄、天宝，铜鼓县大塅等地的反动地主武装民团歼灭干净，并与前来“围剿”的五十师、七十七师、十八师周旋，牵着它们的牛鼻子在幕阜山脉和九岭山脉的崇山峻岭打转，一有机会便给他们一顿胖揍，打得他们丧师失地，损兵折将，分不清东南西北，最后只好偃旗息鼓撤兵了事，义铜宜奉县又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为总结四次“围剿”的经验教训，部署对中央苏区和各省地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福建、安徽、河南、山东党政官员，进剿部队少将以上军官，赣州、吉安、九江、岳阳、咸宁等地专署军政要员。党国总裁、军事委员会委蒋员长在会上作了动员讲话，他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强调“围剿”的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按照蒋委员长的思路，第五次“围剿”将改变战略战术，各路进剿大军采用“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层层包围，步步进逼”方式进入苏区。也就是部队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巩固阵地，再稳扎稳打。依靠稠密碉堡体系，做到碉堡相连，星罗棋布，互为依托，构成火力网，构筑堡垒和清剿齐头并进，达到蚕食苏区，扩大清剿战果的目的。

    会议结束后，国民政府投入百万兵力实施第五次“围剿”，仅湘鄂赣苏区就有十万正规军和民团进行清剿。湖南省清剿重点是平江县，湖北省是通城县，江西省则是义宁县。义宁县的重点放在义铜宜奉边的麻洞，以摧毁义铜宜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剿灭喻行舟领导的独立团为终极目标。第五次“围剿”一开始，国军和各县民团一改原来传统做法，不再直奔麻洞县委、县苏驻地，而是在外围捣鼓碉堡，搞移民并村，厉行保甲制度，以消除苏维埃政权和独立团生存的外部条件。

    国军围而不攻的态势，使很多苏区干部、群众产生了自满情绪，觉得这次“围剿”也是雷大雨小，最后一定会以失败告终。搞学运起家的林子芳，农民出身的县苏维埃主席张立生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五次“围剿”只是虚张声势，凭独立团和赤卫队就完全可以战胜敌人，强调不丢一寸士地，御敌于县门之外，没有及时部署县委、县苏维埃机关转移，仍留在麻洞村驻地办公。

    面对行为诡异、捉摸不透的敌人，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兼独立团团长喻行舟，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