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05章 迎新晚会 (第1/2页)

    　　亲近土地的结果之一是熟人道德与面子意识，这恰恰抑制了包容性和创造力。

    　　尽管欧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神学的千年统治，但由于有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一批思想和艺术巨人，将人文主义旗帜高高举起，个性得以解放，愚昧迷信被横扫，人成了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因而价值和尊严得到张扬，再加上长期的多元价值观并存，谁都不能以权力压人，只能用思想征服人，如此便奠定了批评的传统和习惯。

    　　哲学家笛卡尔把《哲学沉思录》手稿寄给一些学者征求意见，霍布斯看后写文章批评，笛卡尔在该书出版时将霍布斯的诘难连同自己的回复一起作为附录付印。不仅如此，霍布斯的《论公民》出版后，笛卡尔还大加赞扬。

    　　华夏有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一直没有实现人性的彻底解放，尽管在叶重前世人民的浪潮推翻了有形的三座大山，但无形的思想和精神领域的三座大山一直没有清除，而没有人格尊严的民族，智慧和创造力是不可能真正激发出来。

    　　华夏实现崛起离不开精神的力量，问题在于精神力量从哪里来，其间要做的工作有很多，这里特别强调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以更大的包容度推动更多思想家的产生，以获得强有力的思想引领，进而激发精神。

    　　思想家如何才能产生出来？自身的努力是前提，只有不断修养才能够产生为国家、为民族担当的情怀，才会有高远的境界，进而产生超前超远的思想。同时执政者的包容与社会的宽容是关键，因为有思想家及其思想，没有环境条件同样无法保证其作用的发挥。

    　　这些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相通的，只是在华夏表现得更突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华夏人缺少高尚之目的”。

    　　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驯化知识分子，为什么华夏历史上大的焚书事件就有十数次之多，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焚书的目的就是想控制思想，到了现代，本来拥有比西方更大的思想包容度，但各种原因导致外部挑战和压力从未间断，于是为了保证主导思想的绝对优势，始终限制与之相左的思想，有时甚至出现错杀。

    　　西方则不同，诸多原因决定着西方一直占据着思想的高地，拥有着思想理论的主导力。

    　　当各个职业领域都可以获得社会价值和精神享受后，才不会扭曲自己，精神空间才会丰富而充实。

    　　另一个是要为社会大众找到精神力的增长点。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华夏与西方社会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有很大的差异。

    　　西方的文明有两个源头，基督教的博爱教育下的精神力量多不从仇恨的角度激发，而是从道义和责任上激发，这就形成了华夏与西方世界的差异。

    　　他们的军人有时并不因为是敌人而忽略英雄，他们会敬仰勇敢的敌人，日本军人就向抗日英雄杨靖宇和狼牙山五壮士鞠躬，这不是鼓励对手消灭自己，而是让自己的官兵崇尚英雄。西方人并不因为失败而轻看打了败仗的人，他们甚至会奖赏被俘者。

    　　其二，以新政治观突破思想和观念制约，强化自身优势，建立起富于时代特征、满足现实需要的精神体系。

    　　所谓新政治观强调的是世情、国情、民情发生重大变化后，华夏原有的政治观已经无法有效解读变化了的世界。

    　　当然，这是前世国情的论调，放到当下就有些牛头不对马嘴，胡拉乱扯了。

    　　现在的中国老百姓还大多拥有一颗纯朴的心，一颗耽于安逸的心，在没有真正威胁到他们自身的时候，他们很难奋起反抗，能够追随反抗者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了，你不能要求老百姓能一步到位地理解你的思想，矢志不渝地追随你的步伐，不过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这个政权对于他们是否有利，能不能给他们带来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不可避免又很现实的问题。

    　　叶重知道现在的中国十之八九的老百姓尚未觉醒，还处于“蒙昧”的阶段，就像一个初生的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需要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从根本改变这些人的内心，由内而外地改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