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2 毛文龙第一次对袁崇焕起杀心】 (第2/2页)

银百万，盖并造衙舍、筑铳台、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他发现山海关关城本身存在重大的隐患，建议修重城，重城修好以后，山海关关城才真正能成为雄关天险，极具战略目光。

    朝廷发帑金20万两。他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修筑到二百里之外的宁远，但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拿不定主意。这时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帝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孙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晋不足任，“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八里铺重城停工，而为了“提掇道将之精神”，因此要到200里外的宁远去修一道边墙，可惜天启和崇祯都没能熬到此墙的奠基就挂了，大力扩军备战，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采纳左通政袁可立“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的建议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

    孙承宗的关锦防线很厉害，可是后来的关宁铁骑似乎也并没有多少拿的出手的战绩，大凌河之战、松锦大战什么的，明军全败了，而且关宁铁骑里有一些将领不听指挥，还有一些将领意志不坚定，撑不住就投降，结合起来看，孙承宗的战略能算成功吗？王在晋的主张是不是更合适一点？

    “主要看大明的财政状况吧。”韦宝轻松道：“王在晋的策略比较实事求是，考虑到了财政问题和军队战斗力低下。孙督师大人的策略符合政治正确，朝廷听了会高兴。考虑到大明的国情，这个话不好说。弃辽守关，王兵部只怕会被爱国的人视为卖国贼！孙阁部也是废尽心血，戳力王事，赖何南辕北辙。可能孙督师大人的提案可能虽不符合明朝整体利益，但很可能符合可以接触征收分配到辽饷的人的利益，也让关宁军得到了更多的朝廷的转移支付。王兵部应该庆幸他的想法没有被采纳，否则他的下场不会好。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人借此攻击他一番。不要总想权谋，还要看地缘环境。听王在晋收缩进山海关的话，辽东的土地城市还有百姓怎么办？建州女真他们是渔猎农耕民族，留那么多地和人，努尔哈赤皇太极他们做梦都能笑醒吧？所以应该把人都迁进来啊，可是，这得多大的工程？大明朝廷若是有把几百万辽民迁进来安排好的财力，顺道毁掉辽东所有军事据点的兵力，有这些东西的话早几百年灭了后金了。哪里还用这么费事？”

    袁崇焕和毛文龙闻言，不约而同的互相看了一眼，原本觉得韦宝厉害，但也只是正常人的水平，现在他们是真的墙都不服，就扶韦宝了。

    韦宝居然可以一个人分别扮成两个人，自言自语？反正正话反话都让韦宝说尽了。

    “那韦公子，我们朝廷的财政状况，现在到底怎么样？到底是全面出击，各地坚守，困死建奴的方略合适，还是王在晋全面退守，据守山海关以逸待劳的方略合适呢？”袁崇焕问道。

    “我觉得，关键不是哪种合适不合适，而是根本无从选择！”韦宝答道：“不怕说句犯忌讳的话，现在的大明朝哪还有辽东啊，广宁丢失后，锦州以北早在后金的控制中了，明军能勉强控制的地区只有狭窄的辽西走廊了，而辽西走廊在军事上是死地，无论对明还是对金，都不适合长期驻军，所以后金对辽西的军事作战每次都是拔点抢东西而不是占领。不收缩等着被后金隔段时间就来收割呗。现在其实已经退无可退！大明即便缺银子，缺的也绝不是这么一点点银子，关外的问题，看着好像是在关外，其实都在关内！朝廷稍稍经济状况好转一点点，建奴立马都得逃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毛文龙听后大喜：“总算是有个明白人了。”不由的鼓掌为韦宝赞同：“真喜欢听韦公子说话，只有韦公子一个人的话能说到老夫心坎里去，跟老夫想的一模一样！”

    韦宝呵呵一笑，这是很简单的认识吧？没有想到毛文龙这么激动。

    其实全世界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只有一本书认为王在晋在山海关重城的策略不是错误的，那就是王在晋自己写的《三朝辽事实录》。

    而且，王在晋自己也不明确当时谁对谁错，而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抬杠，借孙承宗的奏疏让人误以为孙承宗对他无法接话。完全是文字游戏。

    纵观全书，给人感觉，那应该是孙承宗错了吧。

    网络黑袁崇焕之风盛行之后，袁黑们意犹未尽，就把这事情拎出来。

    因为袁崇焕和孙承宗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袁崇焕一开始就激烈反对过王在晋！

    这问题本来就是因袁崇焕而起，他与孙承宗观点相同，并最后成为弃建八里铺重关，改守宁远的倡导者、支持者及主要实施者。

    只要有人说袁崇焕对的，网络上就有人站出反对，杜撰臆测，写了《明冤》、《奏折上的晚明》这些书。

    生生创造出孙承宗、袁崇焕出错的观点，并使之成为流行。

    其史料出处，就是这一本《三朝辽事实录》。

    在明代，“下之达上，曰题，曰奏，曰表，曰讲章，曰书状，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皆审署申覆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

    《明史·职官制一》从来就没有“奏折”、“折子”这一类的说法，那是清朝的习惯，书名就纯粹是清宫戏看多了的产物。

    这类书的读者，有些人心中的辫子剪不断，却常常骂别人是满遗，是鞑子。

    究其实，《三朝辽事实录》也不是一本书，是言论横行之时发酵的一本自我标榜的东西。

    明末清初那个时候，言论毫无限制，什么刊物只要你肯出钱，都可以付梓面市。

    书中以万、泰、天三朝的辽事为基础，大谈自己如何如何怀才不遇，策略如何如何正确，孙承宗怎么怎么有贪污的嫌疑，孙、袁主张的辽人守辽土，最后怎么样，也不行了吧。如此等等。大多是个人之偏见，外加玩弄文字把戏。

    关于在山海关修建八里铺重城与孙承宗的争论，这个事情是王在晋生平最出丑的事件之一，当然不能不提。不外乎又玩文字游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如果王在晋真的有道理，怎么最后是他被赶去南京兵部。而孙承宗代首辅叶向高出镇行边，督师辽东？

    此事前有朝会，后有奏疏详细说明，是整个一系列的国家决策。

    当时的时局，就算有部分朝臣是懵逼不懂，难道以叶向高为首的大臣们，是好蒙骗的小孩子吗？明摆着，王在晋就是错的。

    孙公死难，在崇祯十一年戊寅十一月十日。清太宗兵破高阳，公以故相家居，阖门死义，子孙及兄弟之子若孙，力战骂贼，不屈而从死者至十八人。当时岂不震动天下？

    凡有人心，孰不知哀之敬之？在晋为此书，其序跋正在戊寅、己卯之间。申用懋一序，纪戊寅秋日，在晋自序，纪戊寅冬季；其子会苾一跋，纪己卯上巳；盖刊行在高阳惨闻播之后。以人情论，对高阳纵有私憾，亦何忍遽谤书於元老甫经遭难之日？幸而在晋小人，只知恩怨，不知义理。一面造谤，一面又直供蓄怨之来由，恶直丑正，肺肝如见。——孟森《〈三朝辽事实录〉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