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科举制度 (第4/6页)

戊戌选试”只有一次路试而无会试。此外，从选取儒生的质量角度看，考试的要求不算太高，“以不失文义为中选”，这与宋金时期的科举考试比起来要容易得多。同时，通过这次考试中选的人，直接为官者并不多，所得的官也仅是地方的一些小官。

    折叠延祐复科

    元仁宗的儒师太子詹事王约仕元曾多次建议科举，仁宗登基后（1311年），为了整顿吏治，改革由吏入仕制度带来的某些弊端，主张以儒治国，重新提出“求贤取士，何法为上“（《黄金华集》卷43）的问题，重用儒臣，施行新政。

    皇庆改元（1312年）仁宗将其任河南江北行省右丞的儒师王约召来，特命为集贤大学士主管教育、学校并将他的“兴科举”建议“著为令甲（法令的第一条）”（《元史》王约传）。元代将《四书》作为教育和考试的内容，开创科举新先例，并得到了后世的沿用。王约曾说：“《道》也《四书》也，皆吾夫子天包地载、范世立极、千万祀不易之良法也。盖人人得而知，人人得而有，人人得而用。同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固不可标榜曰《道学》，分别曰《四书》，拘拘然，纡纡然，徒事虚文而已。顾言行相副，表里一致，而后可真知笃行之效也。”（程复心《四书章图》二十二巻“王约《四书章图序》”）。

    皇庆二年（1313年）农历十月，仁宗要求中书省议行科举。皇庆二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1313年12月6日），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延祐元年（1314年）农历八月二十日，全国举行乡试，一共录取三百人。延祐二年（1315年）农历二月三百名乡试合格者在大都举行会试取中选者一百人，农历三月七日，一百名会试中选者在大都皇宫举行殿试（廷试），最终录取护都答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为进士。

    此次科举仿唐宋旧制，尊崇朱熹之学，史称“延祐复科”。蒙元灭金、宋后，科举废弃，“延祐复科”的1315年距离宋亡36年，距离金亡更达81年，汉族士人至此方重获正常的晋身途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

    折叠至元废科

    至元元年（1335年）七月底，顺帝下令废除中书左丞相一职，以伯颜一人担任中书右丞相，独揽朝廷大权。同时，赐给伯颜世袭答剌罕的称号。伯颜家族取代了燕铁木儿家族的地位。

    伯颜有相当狭隘且强烈的惟蒙古贵族独尊的意识，尤其对人口众多的汉人、南人充满鄙视和猜忌。在他专权的当年十一月，就下令停止科举考试。伯颜对儒学学校也十分反感，废科举的同时，下令将各处原供应儒学学校的庄田田租改为禁卫军的军费。伯颜专权到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原本定于至元二年（1336年）和至元五年（1339年）在大都举行的两次科举取士都被迫停止，史称“至元废科”。

    折叠至正复科

    1340年二月，伯颜去职，脱脱被惠宗任命为知枢密院事；1340年十月，惠宗任命脱脱为右丞相。

    至元六年（1340年）十二月，惠宗下诏恢复科举取士。至正元年（1341年）八月，全国范围内恢复乡试，至正二年（1342年），会试和殿试相继在大都举行，史称“至正复科”。

    此后科举取士三年一次，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最后一次在大都举行会试和殿试。1368年八月元朝退回草原后，不再有科举取士。

    折叠编辑本段明清时期

    明代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乡试由布政使司主持，会试由礼部主持。凡考中进士的，统统被任命为官员。一般来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考选为庶吉士，也都是翰林院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未考中的举人，只授小京官或外地教职。

    折叠童子试三个阶段

    童子试亦称童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

    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清朝时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进行由府的官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院试考取的就叫生员（秀才）。乡试考中的第一名叫做解元。

    折叠县试

    要求有4名村庄里的人和1名秀才保举方可参加考试。府试：要求5名村里的人和一名秀才保举，方可参加考试，院试则要求有6名村庄里的人和2名秀才保举。

    明清时期，有三种人是不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第一：戏子本人及子女，不能参加童子试。第二：祖上有作jianian犯科的人不能够参加童子试。第三：父亲是主考官的，其子女不能在同年，父亲监考的本地参加童子试。

    折叠编辑本段门荫制度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

    常科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秀才为最高科等，考试方略策，要求应举者熟悉经史，精通经世治国的方略，这对于缺少经史知识，醉心词华的唐初士子来说，是很难达到的，都不敢投考秀才科。永徽二年，遂被停废。

    明法、明书、明算考试专门学问，及第后从事专门工作，一般不能担任高级官吏，应举者也很少。士子所趋，主要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主要考试两部儒家经典。唐制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两经者一大一小，或两中经。同时还要兼习《孝经》、《论语》。唐初，明经是按照经的章疏试策。许多举子不读正经，只是把与对策有关的章疏义条抄录下来进行背诵。为了促使举子去读正经，高宗调露二年（公元六八○年）决定加试帖经。帖经即取经书中的一行，把其中的几个字蒙住，让考试者填充。帖经通过后，然后试策。儒家经典的背诵成为明经采取的先决条件。但这样一来，举明经者死记硬背，不求义理的情况更为严重。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开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七年）又规定，降低帖经及格的标准，改策问经义为口问大义十条，同时加试时务策三道。由于经业之人鲜能对策，亦不及文义，因此时务策和口问大义的考试，不过是走个形式，采取时仍以帖经的成续做为标准。明经继续沿着死记硬背的路，到了后来至天宝十二载时，帖经也恢复原来的及格标准。进士在唐初考试时务策五道。当时衡量策文的标准，是看文章的词华。这样就造成了许多举子不读经史，只读四策，不辨章句，也不练习作文，只在摹拟的策上下功夫。针对这种情况，高宗调露二年（公元六八○年）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