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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袁世凯韬光养晦 陶成章同室cao戈 (第2/4页)
不出能金蝉脱壳之计,苦思冥想了许久后忽然眼前一亮,想到了北洋新军。 原来,自从天津小站cao练新军;历时十余年,当年几千人的定武军已经扩建成了数万人的北洋新军。且由于北洋新军装备的全是新式武器,堪称大清朝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因北洋新军是在袁世凯手中壮大的,其中的大小将官无不由他一手栽培提拔。虽然,载沣已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旨》收缴了兵权;但军中将官毕竟仍是他的人,若是他发号令定能一呼百应。而今,自己身处险境,正可召来以解危困。毕竟,在这个乱世中,武力是解决问题的最简要手段;若是载沣等人再不将他放行,那就干脆来个鱼死网破;凭着北洋新军那份家当,或许还能把个满清皇朝弄得底朝天,看载沣如何收拾? 于是,袁世凯差人潜出京城,通知正在保定的第三、第四、第六镇统制兼保定陆军学堂总办段祺瑞,率军赶赴北京前来解危。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二十一岁考入天津武备学堂,后来又公费去德国进入柏林军校;归国后任职于北洋军械局。袁世凯主持天津小站练兵时,段祺瑞即随于他的麾下;经袁世凯多次提拔,终于有了今日这个显赫的地位。 段祺瑞得知袁世凯被困在京城后,也觉得事情不妙;有道是倾巢之下岂有完卵,袁世凯若是倒台,麾下的部属包括他自己也必定会受牵累跟着倒霉。 于是,段祺瑞当即就要集合部队,开赴北京实行兵谏。 时任第六镇军事参议徐树铮却劝阻说:“出师当须有名,如此盲动,恐为不利。” 段祺瑞这才也犹豫不决了。 合巧,驻扎在北京南苑的北洋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李纯向段祺瑞报告,说是“有士兵聚赌闹事,发生火并”。 段祺瑞觉得这倒是个借口,何不趁机敲山震虎;于是,即以“平息兵变”为由起兵进京了。 段祺瑞的北洋三镇全部出动,浩浩荡荡地开赴北京,驻扎在京城外的南苑,摆出一付咄咄逼人的架势。 北洋三镇不宣而至,朝野不知出了什么事,整个京城惶恐不安乱成一团了。 袁世凯心中自明,于是再次借口足疾向朝庭奏请回籍养病。 载沣虽然不甘心将其放归,但见北洋军已兵临北京城下,其用意何在不言而喻。至今,北洋三镇仍只听袁世凯的,自己虽名为摄政王却难以制约,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载沣本想削去各省督、抚的兵权后,再来对付北洋军,行釜底抽薪之计。但谁知,袁世凯先他一步发难了。看来,不依从了袁世凯让他离京,闹将起来自己实难对付;但若让他离京,岂不是放虎归山?日后更难对付了。因此,载沣处于了两难之中。 而那班曾嚷嚷着要杀袁世凯的满清权贵,此时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了。 如此,僵持数日,段祺瑞更是在南苑开炮示警;载沣终于撑不住了,只好做出让步。 一九○九年一月二日,载沣又以宣统的名义下《谕》;同意袁世凯回河南老家养病,但同时摘去了袁世凯头上的顶戴。 袁世凯终于能全身而退了,也就无所谓别的;于是,袁世凯即刻启程离京,途经河南的安阳、辉县等地后回到项城的老家;从而,隐居下来韬光养晦伺机东山再起。 而徐世昌见袁世凯称疾归隐了,自知不宜再久居朝堂,也同样欲称病告退。 徐世昌此举,正合载沣等人之意;于是,徐世昌掌有军、政实权的东三省总督之职即被免除;然后,调任邮传部尚书,去干督办京浦铁路等务虚之类的差事了。 不久,军机大臣张之洞病逝;至此,朝中已无居高位的汉臣;清皇朝的军、政要职又都掌控在了以载沣为首的满人手中,满清宗室的权贵们因此而大悦。 却说,清皇朝中载沣与袁世凯争斗时,同盟会内部却又起波澜了。 原来,一年前,因南方的多次起义都没能成功,同盟会东京本部中就意见纷纷了。 来自长江流域的一些会员认为:“同盟会局限于在南方起义,屡战屡败;却不重视在长江流域举事,是一大失误。”因此,倡议以长江流域会员为主,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谋求在长江流域发难。 于是,一九○七年八月,四川广安人张百祥、湖北襄阳人刘公、湖南浏阳人焦达峰组织了川、鄂、湘、赣、皖、浙等省的一批会员,另行建立了一个名为共进会的团体。 共进会的《宣言》称:“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推举张百祥为会长。 共进会成立后,虽然自称是同盟会的行动队,但却独树一帜地另行制定了红底十八星军旗,行动上也不再接受同盟会本部的指示,分明已与同盟会分道扬镳。 湖南新化人谭人凤等同盟会员对此竭力抵制,指出这是分裂同盟会,不可取。 但是,张百祥等人仍我行我素;此后,共进会员纷纷回国以求发展。 张百祥回国后,由邓文湭继任会长;不久,邓文湭也回国了,则由刘公继任。 一九○九年,原两湖总督张之洞过世,清庭对长江流域控制减弱;共进会欲趁机在长江流域谋求更大的发展,于是刘公也回国了。至此,共进会的重心移到了国内,东京的共进会自行结束。 此时,张伯祥在四川活动,邓文湭在江西已设立了一个分部。 刘公回国后,则也在汉口设立了共进会湖北总部;会员也很快发展成了数千人;于是,编成三镇、六军,刘公自任大都督。 此后,共进会曾谋划过几次起义,但都因组织松散纪律不严而未果。 此时,由湖北武备学堂出身、曾任湖南新军教练官、岳州威武营管带等职的湖北夏口人孙武,发觉起义军中多是组织纪律性很差的会党人员,这是导致多次起事失败的原因所在。于是,孙武决定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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