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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章 八方风雨会京师(十) (第2/4页)
义是科学还是艺术?答:当然是艺术,如果是科学就应该先用小白鼠做实验。”常弓的语气有些古怪。 在所有科学里面,社会科学可以说是最不靠谱,因为其实验的对象是人,在小白鼠里面是无法得出实验结果的。所以,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中国,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最多是看一些失败的例子比如前苏联来确认一些路走不通。 但那些路走得通,谁也不知道,因为没有小白鼠,我们从49年之后整个国家和民族就是小白鼠。 现在,另一个位面真的有这么一只处于变革时期的超级小白鼠,还能让你随意折腾,怎能不加以研究呢? “所以,不用担心在这个位面的投资会超过收益,光是为了做一个几十年时间大型的社会科学实验收集的数据和所产生的研究报告,其价值就远远超过明末位面的矿产木材和石油。这些资金是中央特批,专门拨给菊座的位面历史学和位面社会发展学的科研费用,你们都知道,最近国家对科研方面的投入是从不吝啬的。”常弓一脸的纠结,以他的节cao还是很难接受把一个位面的一亿人当实验品的事实。 “关于左冷禅的五省平寇,我们给出的定义是,这是一场由并且由政府官员主导的,政府暴力机关发起的,以饥民为主体,有组织,有计划,非常成功的‘农民起义’。但这不是一场革命,左冷禅没有触及土地所有制的这条线,这只是一次为了解决北方流寇危机而进行的权宜之计,而且是朱由校因为糟糕的财政问题而默许他这么做的,没有600万两‘逆产’,左冷禅早就被杀头了。”李笑梅道。 “在这个位面,无论我们训练多强大的军队,打败了多少强敌,援助了朱由校多少银子,为大明开拓的多少疆土,都拯救不了大明王朝,除非进行工业革命和体制改革。而在进行工业革命和体制改革之前,如果没有解决一件事情,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常弓冷酷的说道。 “那就是土改!” 李笑梅说出土改两字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颤。 土改,具体来说就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比如土地税收制度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等等。 土改,在他们所知的历史里,光是阅读资料就有一股子血腥味扑鼻而来,无论他们是否是自干五,都无法释怀。 大家沉默了好几秒,只听见金灵儿的鼾声。 “这次在明末的土改,有了历史教训,还有我们位面的支持,能不能温和一些?”何敬弱弱的问道。 “恐怕不能。”常弓冷酷的说道。 又是一阵沉默,时间比刚才更长。 “地主里面也有好人吧?能甄别一下吗?我们和他们是无冤无仇……”陈修也问道。 “为了节约时间,我们没办法进行甄别。武侠小说里,有这么一句话。我和你无冤无仇,但这和我杀你这件事并不冲突。同样的,我们和地主阶级也是无冤无仇,但这和我们在这个位面消灭这个阶级并不矛盾。”常弓还是冷酷的说道。 土改,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无论土鳖和果党,都绕不开的一页,这次运动从始至终伴随着腥风血雨,能否正确认识其本质,而不进行道德和人性的批判,是很难的。 对此,先引两段人物言论,两个人物,分别身处国、共两大阵营,是那个年代,中国人中最精英的群体。 不妨看一看,他们对土改的认知。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 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 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 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 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 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 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 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 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 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 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郑道儒,原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原中华民国外交部顾问,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 李学先老人,是土鳖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年轻时代,参加地方农民运动,带领“赤卫队”强行分了自家的田地,并没收了自己父亲名下的房产与店铺,终身未得到父亲的原谅。 郑道儒老先生,世代书香门第,大田主传家,终身反对土鳖的“赤色激进主义”,1949年后逃亡台湾,任流亡政府的经济部长。在此期间,主持了台湾南部广大地区的土改工作,向权力机关移交、最终处死的地主超过6700人。 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政治身份迥然相异的人,不约而同地赞同进行土改,并身体力行的施行,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与阶级。 可见,对于土改的问题,在中国的那个年代,无论国、共,是有志一同的。 所不同的,是在大陆,自1927年张静江主持浙江土改失败后,国一方只有动嘴,而再未有动手的能力,将局面让与共。 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 这里,我们看一下张静江是怎么说土改的: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 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 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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