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安徽基层社会的宗族势力淮 (第1/3页)

    安徽庐州府特别是合肥东西乡、舒城、庐江合肥、共辖的三河，以及安庆府桐城、太湖等皖中地区，是淮军发祥和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

    淮军主体的前身，是以庐州合肥东乡李文安、李鸿章父子李氏家族、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张荫谷、张树声父子张氏家族；大潜山刘铭传刘氏家族；紫蓬山周盛华、周盛传、周盛波兄弟周氏家族以及三河潘璞、潘鼎新父子潘氏家族为首的皖中团练。皖中团练自保由来已久。咸丰三年(1853)，李鸿章受命回籍倡办团练时，即在原有的各支团练中集勇编练，出队征战，直至七年(1857)李遭妒被参，回乡为亡父补行“守制”，各勇纷散乡里。张荫谷张树声父子以为“练勇散处可御小寇，不足御大敌”，遂于周公山下殷家畈筑堡，阻河环山以为险，“远近归者万计”。“邑人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盛传及董凤高等均相率筑堡坞峙糗粮储械”，“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屹立贼薮”中凡四五年。（注：《合肥张氏族谱》卷五，李鸿章《张公荫谷墓表》；《皖志列传》卷七，《张树珊传》；《张靖达公（树声）奏议》卷首。）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下安庆。年底，时为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奉命募淮勇东征，至同治元年(1862)初，以皖中团练淮勇为主体的淮军组成。经过3年的发展，自同治四年(1865)北上剿捻，到同治七年(1868)西捻军最后覆亡，淮军成了捻军最凶恶的敌人。

    然无论淮勇还是淮军，均同捻党、捻军一样，有着深厚的宗族背景。

    聚族而居的现象，在皖中尤为突出。如刘铭传、刘盛藻家族自元末明初以来，“群聚而处于（大潜）山之前后左右，不下二千家”（注：《六修刘氏宗谱》卷十六，刘朝班《书先阁学公轶事》。）；唐定奎、唐殿奎家族始祖自江西迁来肥南，“支派繁衍，九族克敦，丁口之众，五千有奇”（注：《五修唐氏宗谱》卷四，李宗仁《五修唐氏宗谱弁序》。）。各大家族中多有沦为小康乃至贫穷却仍保持耕读之风的小家庭。如刘铭传“家贫”，却“读私塾”，惟“时有断续”；唐定奎兄弟之父早死，家贫，但世守耕读，虽务农帮工，却通文墨；周氏家族15世、万丁以上，周盛波兄弟则属几十亩地、半耕半读的小康家庭。（注：《六修刘氏宗谱》卷八，《绅衿总记》；《唐氏家乘》卷十五，《五伦公传》；周焘《周盛波家世与轶事》，载于《肥西淮军人物》第109页，黄山书社1992年版。）这样的小家庭势必对于宗族有强烈的纵向依赖性。《合肥风俗记》遂有：“四乡之民，多聚族而居，故宗法极重。每族各设一祠堂，族大者多至四五处，祠内供历代祖先牌位。每届清明、冬至二节，族人群赴祠中祭祀。或族中有重大事件发生，亦于祠中开会决之。祠有田房等不动产，每岁有族中年高有德者管理之，其所得之利息，则存放以谋合族之公益。”“族中规例极严重，颇具自治之雏形”。“族中有不法而败坏一族之名誉者，族人得召集会议，于宗祠中处分之，或罚以金钱酒席，或责以杖，重且至于绞死。”（注：《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而19世纪中期皖中的政治经济状况，同皖北一样更加强化了基层社会宗族乡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强化了族人乡人对宗族乡族的纵向依赖。

    清朝吏治在皖中同样腐败，如龚自珍谓“官益久，则气愈ｔōｕ＠③；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官吏“每逢听讼，未看词纸，先查粮册，量你家资取得几何。有钱曲可为直，无钱是反为非。”（注：李汝昭：《镜山野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连曾国藩都说：“官吏害民，甚于强盗。”（注：王安定：《求阙斋弟子记》卷三，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庐州府驻绿营兵庐州营属寿春镇，兵力比皖北更弱，共马步兵350名，却须负责庐州府城守汛、合肥县汛、巢县汛、无为县汛、梁县镇汛，还要派兵分防每县以下各十数小汛。由于差cao不分、军政不分等弊病，绿营军纪弛废，斗志涣散。合肥竟“有戍兵自江上来，鬻烟土于市”，问之，坦然作答道：“炮药所易也”。（注：徐子苓：《敦艮吉斋文存》卷一。）至太平军一路攻到皖中，号称兵力最强、防备最严的省城安庆，“随到随下”，其他“所过郡县本无所谓守，亦无所谓陷，望风奔溃，一切财物粮米全以资贼。”（注：《周尔墉日记》，载于《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37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过后近一个月，沿江各州县仍为空城，“俱无官长”，地方之事“无官料理”（注：《向荣奏稿》，载于《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7)第59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太平军未及之地亦大乱，桐城“知县某莫知所往，jianian民蜂起，百十成群”（注：《柏堂集》次编卷六，《马征君传》。）；合肥知县某竟开狱放囚，“赏给钱文，以为盘费”（注：耕石老农：《皖碧吟》，载于《太平天国史料丛刊简辑》(6)第426、42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谢家大户谢四老虎“招纳亡命，联络十余村庄”，“建旗称顺天王，刻期攻城”（注：方江：《家园记》卷二，载于《安徽史学》，1986年1期。）。政不能料理民事，军不足保卫平安，各宗族遂纷纷结寨自保。而各团各堡又互相攻杀争雄，各族各姓亦互相需索抢掠，致安徽巡抚李嘉端称皖中“遍地皆贼，遍地皆抢，蹂躏至于通省，蔓延祸及天下”（注：李嘉端：《皖抚疏稿》，载于《太平天国北伐资料选编》第172、139、167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

    皖中地区人口多，耕地少。据嘉庆二十四年(1819)统计，安庆府与庐州府的人口总数分别居安徽省第一位与第三位，其中安庆府桐城县以2,216,052人、庐州府合肥县以1,831,409人高居全省各州县第一、二位，相当于全省州县平均人口数3～4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