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安徽基层社会的宗族势力淮 (第2/3页)

余，（注：据《皖省志略》（安徽省图书馆藏，道光元年刻本）1819年安徽各县人口数。所计人数是“常额当差人丁”与“滋生人丁”之和。）而皖中多为丘陵地带，可耕种的土地较淮北少，加之皖中地区沿江濒湖，从而使该地商业相对发达，市场网络相对完备。皖中地区沿江濒湖的地理位置和稻作经营，又使“圩”成为这一地区的特色。圩，是低洼地区防水护田的土坝。很多圩中不仅有田，也有民居、村落，中等以上的甚至有十几、几十个村落。庐州府巢县沿湖百余圩；合肥有东大圩西大圩；无为州圩居十之七八，中等以上便有450余圩。面对共同的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市场网络、水利设施，均使各个宗族发生组织上和技术上的联系，产生共生共存的依赖关系，形成在其中起协调和领导作用的乡族组织。另一方面，皖中地区土地兼并严重，生存竞争激烈，而几乎每个宗族均有公产、义田、义仓，均有对贫族抚恤赡养的规定，如庐州龚氏规定对族中“无以为生者共同帮助若干，以期不致流离失所，以重一本之情”（注：庐州《龚氏宗谱》卷首，《合邑家规》。）等，这也便更加强了贫困族人对宗族的依赖。清朝政权、军队的腐败同样给了皖中基层社会宗族势力发展的余地，同样使普通族人百姓更加紧密地依靠宗族、求得宗族势力的保护。而皖中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又使不少宗族组织之间存在互动共生的关系、结合成为一个个乡族组织，使宗族势力在此基础上、在特定的环境中，能够进一步扩大发展。

    办团练勇的宗族势力，不一定支持清朝政权，多数是结寨自保。咸丰三年(1853)底，庐州将破，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穷途末路，绝望地问合肥名士徐子苓：昨日有人献书，“促我开门战，谓诸团练愿助剿者，今亦未见一队来。团练果何如？”徐子苓嗫嚅道：生郡人以乱避乡，各团只可以靖小盗，皆无足挡巨寇。（注：《续修庐州府志》卷二二，《兵事志》二，徐子苓《庐州战守记》。）而太平军盛时，据说连肥西三山张、刘、周、唐诸寨都曾计议投靠，碰巧歃血会盟时大风吹断了旗杆，又闻太平天国内讧，方才作罢。

    从淮勇乃至淮军的形成和发展中，可明显看到宗族势力的背景和作用。

    最早的淮勇、也是后来淮军“树字营”的骨干“三山”之一周公山张氏，是一个典型。张氏先祖于明朝时从江西迁至皖中合肥，历代繁衍，“族浸以大”，“巍然众望”，影响及于乡里的大族。道咸年间，府学生员张荫谷“三举不第，遂弃诗书，督家政”，“正躬齐俗门内外，具有法度，教诸子文武各职，毋敢荒嬉”。同时，“孝友任恤，推之族姻里闾，敬爱如一家，衮然巨乡硕望矣”。张荫谷有张树声、树珊等九子，早于道光年间便开始留意办团练勇。时“寿州盗起”，“入掠”肥西周公山，老谋深算的张荫谷率族人“以兵法击之走”后，意识到“天下将乱”，遂“广纳豪健材武之士，与诸子往来相习，谆谆以忠孝大义譬晓之”，人皆“莫测其意”。不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很快蔓延到江淮。张荫谷立刻“大出资，赈贫户”，“倡率团练，为官军声援，”并挑选精锐，命树声、树珊统带，出队“从剿巢、英、霍、太、潜诸邑，所向有功。”但当时官军溃败如水，“诸将帅拥亲军自卫”，将攻剿之任竟皆推诿乡兵练勇。张荫谷知无望而兵祸亟将到来，遂招乡人筑堡屯粮，“保境待时”。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周盛传及董凤高等“诣公奉条约”，张荫谷虚怀酬答，命诸子与之结为昆弟，忧乐共之。（注：《合肥张氏族谱》卷五，李鸿章《张公荫谷墓表》。）

    可见，张荫谷张树声父子办团练勇，是由严整的宗族组织顺理成章而为。“督家政”、“率族人”的张荫谷本人正是该族族长，同时又与他族联络有声，成为乡族首领“巨乡硕望”。其族“有法度”；有凝聚族人的“孝友任恤”、“忠孝大义”；在经济上能够成为族人的靠山——“大出资，赈贫户”；在战乱时能够保护宗族乡里。这些均成为张荫谷张树声父子办团练勇得到族人支持的先决条件，加入团练的多为张氏本族之人。而张荫谷作为绅衿，起到了双重统治之间的桥梁作用。开始他本能地“为官军声援”，后见官军不足恃，方率族人“保境待时”，并与其他团练组成新的乡族组织。一旦李鸿章相召，其子树声、树珊等即积极联络其他团练，共率淮勇入营。故有云：“淮军之兴，自张氏始。”（注：《清史列传》卷五一，《张树珊传》。）

    淮军“铭字营”首领、同为“三山”之一的大潜山刘铭传刘氏，则属另一类典型。刘铭传家贫。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攻克庐州后，豪族地主纷纷筑寨团练，借筹饷蹂躏四乡。一日一土豪诃骂刘家“供给不时”，刘铭传夺其刀猝斩之，乘其马手其头，登高大呼道：“某豪虐乡里，吾斩之，能从吾者当保若里！”（注：陈淡然：《书刘壮肃公碑荫》。）当即响应者数百人，推刘铭传为长，始办团练勇。六年(1856)江淮大旱，颗粒无收。刘铭传率众哄抢了金桥镇首富吴二鬼的粮食并烧了他家当铺。战乱之际，肯出头保卫乡里；大荒之年，能为大家谋活路，有这样两件事足以奠定刘铭传在族中的地位。刘铭传一族分为山前老长房和山后老二房，其中老长房又分为老八房，老二房又分为老七房。庞大的宗族为刘铭传的团练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储备，“壮肃（刘铭传谥号）同先君（即刘盛藻）各募团勇二三百人，以族中子弟为最多，训练成军，旗帜鲜明，纪律严整，纵横扫荡六、合、舒交界三百里以内，不特粤、捻畏威，即土匪亦闻风敛迹。”（注：《六修刘氏宗谱》卷十六，刘朝班《书先阁学公轶事》。）据《六修刘氏宗谱》记载，“铭军”中武官参将以上、文官知县以上的刘氏族人共53人。老七房中刘盛藻、刘盛休所在的四房21人，刘铭传所在的五房24人。此外族中还有99人任参将和知县以下各官。无怪乎袁甲三称“铭军”为“刘家子弟兵”。刘铭传晚年回忆这段经历道：咸丰年间“吾乡巨富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