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一个咸阳容不下两员名将 (第1/2页)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唐帝国的中央政府维持不了太多的常备军队。试想一下，以八世纪的物质文明条件和生产力水平，要控制一支高达百万的军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由于各种内忧外患，现在整个大唐帝国的军队数量，却恰恰在这个数字上下。由于交通通讯、后勤保障等等诸多困难，唐帝国只能采用称为“方镇”的地方军区制度。这种军区，其最高长官称为节度、观察、团练、防御之类的使，是数州之内的军事最高长官。军队的军需供应，则采用所谓“当道自供”的手段。

    什么是“当道自供”呢？简而言之，就是节度使属下部队的军粮、兵丁，全部都从本镇征发，平时的任务就是驻守本地，边境地区主要是防卫边界，内陆地区则是镇压****，维持治安。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可以以最小的成本维持最大的军事力量，因为供应距离最小，部队还可以在防区屯田生产，降低不必要的物资损耗。

    在交通条件和信息条件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长距离的物资转运，是非常不经济的，不但需要大量的民夫劳力，同时还要在漫长的路途中损耗相当多的粮食。由于运输工具和运输条件的限制，以及各级官僚上下其手的克扣，中央政府转运军粮的运费非常惊人，每石米路运运费约为每里两文，水运也在一文上下，这种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从扬州到长安两千五百里，全程水运计算，运费也需要每石米两贯五左右。以郭德罡的一万五千兵为例，这些兵每人每天口粮二升，一天需要三百石粮食，光运费就要达到一天七百五十贯，一年下来更是高达二十八万贯上下。而郭德罡在濮州搞集体农庄营田的粮食生产成本，则只有一石一百五十文，其间的经济效益差额，不言而喻。

    从濮州运粮到醴泉，由于是本镇军粮，经手人是不敢太过盘剥的，再加上郭德罡采用了集装箱车船和集装箱马车运输，以及路面条件的改善，使得粮食运输的效率大为提高，两千里的运距，只需要十余天就可以由陆路抵达，水运稍慢，也只需要二十五日左右。一个标准大唐物流集箱，使用八匹挽马牵引，可以装运两百石米，而人力风帆两用螺旋桨车船，则可以采用拖运的方式，装运四个到八个标箱，效率更高。

    一辆集装箱马车，负担十人的护卫和十个民夫的口粮，以及八匹挽马，每日要消耗两石粮食（人每日两升，马每日两斗），这样每两百石粮食只需要损耗大约三十石粮食，以及缴纳大约三十贯的过路费，便可以到达醴泉。这样，最终到达醴泉的一百七十石粮食，其运费不过是一百贯左右，平均每石每里不到半文，远远低于唐中央政府的转运成本。水运则更为低廉，唐中央政府的漕运运费为每石米一里一文，而郭德罡的水运成本，大概只有零点二文上下。当然，郭德罡当然不会傻到照这个数字报上去，经过认真仔细的盘点和精密地计算成本，大唐物流陆运粮食的成本大约在每石每里一点六文上下，而水运每里在零点八文左右，即便如此，那也是降低了朝廷百分之二十的开支，乃是大大的功劳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道自供”，便成为了养兵的必然选择。但由于地方政府习惯于征收实物税赋，而这些税赋大多直接拨给了军队，尤其是安史之乱使得地方军队数量和开支大幅增加，慢慢地军需任务就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工作内容，而这反过来就使得节度使的军权逐渐渗透进了地方民政事务之中。

    由于均田－租庸调－府兵体系的彻底崩溃，唐中央财政急剧恶化，不得不采用两税法。两税法直接将地方的财政收入划分成上供、留使、留州三个部分，也就是上缴中央一部分，节度使把握一部分（也就是军费），地方政府保留一部分（民政开支），这就使得节度使正式在军权之外把握了财权。在两税法施行之后，这个制度就彻底地在经济上固定了下来，也使得节度使的权力从军事最高长官变成了军民一把抓的一方诸侯，成为了事实上的军阀。

    但只有军阀部队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调动不灵的情况，还不停地出现节镇统帅拥兵自立，不停朝廷号令的状况。为此，唐廷不得不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是提供“出界粮”，凡是开出本道为朝廷作战的部队，一律由中央提供两倍的伙食标准，并且不停地从内地藩镇抽调“防秋兵”，加强西北边境对吐蕃的防御，借此削弱地方藩镇的实力。第二，就是加强中央直属的禁军部队的力量，尤其是神策军。神策军饷酬丰厚，器械精良，算得上是嫡系中的嫡系，其待遇要比地方部队好得多。

    在“当道自供”体制下，穷镇的兵，待遇自然也不好。朔方本来就是边镇，常年打仗，人口稀少，军士甚至需要自己屯田解决口粮，尽管历来朔方镇兼领河中晋绛节度，以河东富庶之地养边军，但也比不上直接从户部和天子内库之中支取经费的神策军，更不用说还有郭德罡在背后大力支援的李晟部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