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 (第2/6页)

豪家贵戚雍隔上流，置私碾百余所，以收末利，农夫所得十夺六、七”。[11](卷497《邦计部.河渠二》)这些权势富家拥有的碾硙业生产能力很强，所得大量面粉主要是“以收末利”，即进行商业营利，商品生产的目的十分突出。

    民间个体碾硙业一般多使用畜力。《太平广记》卷363《王愬》条引《干●子》载德宗建中年间，王愬家住广陵，“同曲磨家，二牛暴死”。《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上》载“临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骡无故死”。北方的幽州有“磨行”，[12]应是磨面业的行业组织。个体碾硙有合伙经营的情况，《对硙分利不平判》判题说吴丙与王丁“共有硙”，吴丙因疑心分利不均而与王丁打起了官司。[2](卷983，P10178)宪宗元和六年五月，京兆尹奏：“准敕，差右神策子弟穿淘洨渠功并造斗门及买渠地价，请官中与硙户分出。”[11](卷497《邦计部.河渠二》)宣宗大中年间，京畿地区“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13](卷90《和籴》，P1944)形成了一定的商业规模。总体而言，民间个体碾硙业的经济总量有限，但“磨家”、“硙户”、“磨行”的出现，说明已有民户脱离了农作，专门从事磨面，在一些地区还形成了磨面业的行会组织。磨家、硙户等专事磨面，走专业化生产的路子，必是明确的商品性经营。此外，唐代碾硙可以买卖，也是碾硙业商品性经营的具体表现。

    唐代酒主要是粮食发酵酒，也有水果酒，酿酒业的商品性经营取得了显著发展，营利性的酒楼、酒肆、酒店、旗亭等分布城乡各地，一片繁荣。史载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14](卷7《食货.历代盛衰户口》，P152)刘禹锡《堤上行三首》也说：“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日晚上楼招估客，轲峨大艑落帆来。”[15](卷365，P4111)大小城市中的酒店更多，唐人诗文中多有反映，不胜枚举。还有胡姬开的酒店，贺朝《赠酒店胡姬》诗云：“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毯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脍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15](卷117，P1181)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还记载了各地的名酒，曰：“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干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宣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共计14个著名品牌。唐代水果酒主要是葡萄酒，主产于河东地区。《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载太原土贡有葡萄酒。唐代酿酒业的详细情况可参见王赛时《唐代酿酒业初探》一文。[16]

    唐代榨油业、制酱业、酿醋业的商品性经营也有一定发展。《太平广记》卷138《齐州民》条引《玉堂闲话》载“齐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为刘十郎，以鬻醋、油为业”；卷395《庐山卖油者》引《稽神录》载“庐山卖油者……恒以鱼膏杂油中，以图厚利”，在油中掺假以谋不义之财。《北梦琐言》卷1《日本国王子棋》载宣宗时简州“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邓，能棋”，靠卖油发家致富，被贪官简州刺史安重霸刁难，“以中金十铤获免”，[17]可见这位邓姓油客积累了不少财富。唐代幽州有“油行”，[12]形成了同业组织和相当的产售规模，其它城市的官市中也应有固定的油行。《酉阳杂俎》卷15《诺皋记下》记长安宣平坊晚间有张帽驱驴驮桶卖油者，所卖油质优价廉，学界一般认为其商业经营活动已经突破官市限制，反映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载有出售麦酢、糠酢、曲、豆黄、酪的“酱□行”，胡如雷先生认为即是“酱醋行”。[18]（P158－172）《太平广记》卷440《卖醋人》条引《稽神录》载“建康有卖醋人某者”。吐鲁番阿斯塔那184号墓所出《唐家用帐》载“卅买酱，十八买酢”，[19]（P294）即用了三十文铜钱买酱，用了十八文铜钱买醋，酱醋成为寻常百姓家的日用消费品。

    当然，农产品的技术加工是以粮食等产量的增多为基础和前提的，农业所提供的剩余产品越多，其进一步的加工业也就越发展。西嵨定生先生研究指出，小麦在黄河流域的普遍种植是唐代北方碾硙业大规模流行的原因。[20]（P174）所以，磨粉、酿酒、酿醋、制酱等粮食技术加工业集中反映了粮食的商品性经营情形。

    2、粮食商品化情形反映唐代粮食商品化的史料很多，一是表现在粮食的流通贩运方面，二是表现在粮食的市场销售方面，均表明粮食已经成为普通和大宗的商品，粮食的商品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和规模。

    唐代粮食的流通贩运有短距离的，更有长途的，而且长途的流通贩运形成了很大规模。研究表明，唐代粮食的流通贩运打破了先前“千里不贩籴”的局面，说明粮食作为商品运销已具有了相当的营利性。这里面有政府籴入粜出的地区间的粮价平衡和财政收益，也有商人的大量运营。符载《江州录事参军厅壁记》载：“寻阳古郡也，地方千里，江涵九派，缗钱粟帛，动盈万数，加以四方士庶，旦夕环至，驾车乘舟，叠毂联樯。”[2](卷689，P7057)可证寻阳地区粮运的繁忙。《唐会要》卷90《闭籴》条记载了玄、肃、代、宣、懿诸朝禁止诸道州县闭籴，方便商人进行粮食贩运的敕令。[13](卷90《闭籴》，P1941－1942)文宗《命御史巡定诸道米价敕》有云，“江淮物价不等，米商不行”。[21](卷111)既称“米商”，可见有不少专门从事粮食运销的商人。杜诗“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5](卷218杜甫《后出塞五首》，P2293)“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15](卷222杜甫《昔游》，P2358)反映出江淮地区的稻米经海路长途北运。李白在诗中说江河之中“结缆排鱼网，连樯并米船”。[15](卷232李白《舟中》，P2560)均可证明唐代粮食贩运流通的规模之大和运营之忙。

    除以上概括性的史籍记载外，具体的粮食运销也有实例。宪宗元和三年，卢坦出任宣歙观察使，当地遭遇严重旱灾，粮价日高，有官吏请求采取措施加以抑制。卢坦不同意，认为“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后来，“米斗二百，商旅辅凑”，[22](卷237元和三年七月条，P7653)大批粮食涌入，粮价遂得以平抑。元和六年，凤翔节度使李惟简扶助农桑，“益市耕牛，铸农器，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增垦田数十万亩。属岁屡稔，公私有余，贩者流及他方”。[22](卷238元和六年五月条，P7684)《太平广记》卷31《李珏》条引《续仙传》载：“李珏，广陵江阳人也，世居城市，贩籴自业。而珏性端谨，异于常辈。年十五时，父适他行，以珏专贩事。人有籴者，与籴，珏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计时之贵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