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 (第1/5页)

    5、药材、花卉的种植生产唐代药材已有商品性种植的情形，高适看到邺县之西林虑山有“药苗数百畦”[15](卷629高适《宋中遇林虑杨十七山人因而有别》，P2202)，形成了一定规模。唐代药材贸易十分活跃，各大城市当均有药材市场。《太平广记》卷23《冯俊》条引《原仙记》载德宗贞元初广陵有“药市”，某道士一次购买药材“重百余斤”；同卷《张李二公》引《广异记》载扬州有“药铺”、“药行”；卷31《许老翁》条引《仙传拾遗》载成都有“药肆”；卷39《刘晏》条引《逸史》载长安市肆有专门的“药铺”；柳宗元《宋清传》载“宋清，长安西部（市）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记载最多的是中药材，品种达120多种，可推知交河郡肯定也有药行。[18](P158－172)药材成为了长途运销的商品，懿宗《恤民通商制》即强调：“如闻，溪洞之间，悉籍岭北茶、药，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2](卷83，P871)

    唐代出现了一些从事药材生意的个体经营者。《太平广记》卷12《壶公》条引《神仙传》记壶公在汝南“入市卖药”；卷22《仆仆先生》条引《异闻集》载光州乐安县黄土山民仆仆先生，“凡三十余年……卖药为生”；卷34《裴氏子》条引《原化记》载玄宗开元年间长安有一“以卖药为业”的老父；卷27《刘白云》条引《仙传拾遗》载僖宗干符年间扬州人刘白云，“在长安市卖药”；卷86《杜鲁宾》条引《稽神录》载，“健康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事”；卷153《袁滋》条引《逸史》载复州清溪山有“以卖药为业”的儒生。也有胡商从事药材生意，《太平广记》卷28《郗鉴》条引《纪闻》载天宝五载，魏郡“逆旅有客焉，自驾一驴，市药数十斤，皆养生辟谷之物也。而其药有难求未备者，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

    为了满足城市贵族、官僚、富豪们的精神消费，长安、洛阳、广州等城市周围出现了一些专门种植花卉并依靠出售鲜花谋生的专业花农。宣宗大中时司马扎所写《卖花者》诗，对一花农世家的生产经营做了细致描写：“少壮彼何人，种花荒苑外；不知力田苦，却笑耕耘辈；当春卖*，来往经几代。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良金不惜费，竞取园中最。一蕊才占烟，歌声已高会；自言种花地，终日拥轩盖。农夫官役时，独与花相对。那令卖花者，久为生人害；贵粟不贵花，生人自应泰。”[15](卷596，P6900)司空图《与台丞书》说：“某昔者常从其友于郡邑之鄙，其邻叟有善艺卉木者，或从之鬻于都下，未尝不亟售而返。”人问其速售之道，邻叟答曰：“鬻植之道，虽本于天时，亦且诊于人情耳。盖视其人夸，其居侈，则所玩者，必欲朝炫其葩，夕味其实矣。彼或以劲正自处，所植必慕贤良，吾皆揣之。各炫其所欲，焉有曝滞之患哉。”[2](卷807，P8484)非常注意揣摩和研究消费心理。吴融《卖花翁》云：“和烟和露一丛花，担入宫城许史家。”[15](卷685，P7873)陆龟蒙说苏州有种花多达十亩的卖花翁，且长期经营。[15](卷624，P7176)也有采摘野生花卉出售赚钱的，冯贽《云仙杂记》卷8《好李花致富》载：“终南及庐岳出好李花，两市贵侯富民，以千金买种，终庐有致富者。”刘言史《卖花谣》说：“杜陵村人不田穑，入谷经溪复缘壁。每至南山草木春，即向侯家取金碧……咸阳亲戚长安里，无限将金买花子，浇红湿绿千万家，青丝玉轳声哑哑。

    [15](卷468，P5323)刘恂《岭表录异》卷中载岭南朱槿花，花朵鲜艳，可用作化妆颜料，“俚女亦采而鬻，一钱售数十朵”。段公路《北户录》卷3《指甲花》载茉莉花也在岭南种植，“番禺士女，多以彩缕贯花卖之”。

    玄宗天宝年间，牡丹花开始独领风sao，“为都下奇赏”。[23](卷19《广动植类之四》，P157)《太平广记》卷409《劚牡丹》条引《国史补》载：“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就玩为耻。金吾铺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数万者。”说的是寺院种植牡丹大获其利。《酉阳杂俎续集》卷9《支植上》载，“贞元中牡丹已贵，柳浑善言：‘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校几多。’”王睿《牡丹》诗说：“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15](卷505，P5743)白居易《卖花》诗：“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巴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没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15](卷425，P4676)为了保证花卉的质量以卖得高价，花农想尽办法呵护鲜花，营销之道已受重视。唐代城市中还出现了卖花的“花市”，韦庄《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云：“才喜新春已暮春，夕阳吟杀倚楼人。锦江风散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15](卷700，P8051)花市突出反映了花卉的商品性经营和商品化情形。

    有的唐人还种植花卉来养蜂采蜜以求利。《太平广记》卷243《裴明礼》条引《御史台记》载河东人裴明礼于长安金光门外买得不毛之地，然后巧计经营，“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

    三、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副业生产方面

    1、畜牧业方面唐代各级官市中的“口马行”是专门买卖奴婢及牛马羊驴等牲畜的行，各级市场管理部门（市司）对它的管理实行严格的“市券”制度。学界熟知的《唐天宝年代敦煌郡行客王修智卖胡奴市券公验》、《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荣买婢市券》、《唐开元二十年（732年）薛十五娘买婢市券》等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证实了敦煌郡和西州市场内口马行的存在以及市券制度的严格执行。高宗时还强化提升京畿地区口马行的管理力度和市司级别，将安善坊和大业坊的一半设立为中市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