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洋务顽固之争 (第1/2页)

    同治五年（1866年2月）奕欣等奏请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有必要交待一句，在同治公布新政之前，清朝就已设立了同文馆，主要教习西洋各项事务）并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他们详细阐明了学习西法的重要性：当今既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如不借西人、西法为先导，探求机巧之原、制作之本，则恐师心自用，徒费金钱，仍无裨于实际。对于以“师法西人”为耳的谬论，他们着重驳斥说：“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环视全球，“独中国狃子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为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虽然洋务派说的句句在理，同治也倾全力支持，但依然有顽固派官僚对弈欣等人设立京师同文馆，并且延聘西人担任教习大为不满，制造种种流言蜚语。而同文馆拟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出身人员的消息传出后，顽固派一片鼓噪声。监察御史张盛藻率先上折反对，他们：“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他认为，自强之道在于朝廷“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等，对臣民惟有讲求“气节”，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以尧舜孔孟之道进行教育、培养，万不可以“重名利而轻气节”。为此，他建议：设立天文算学馆，宜责成钦天监招考颖悟年少之天文、算学生入馆学习；至于轮船枪炮一事，则宜由工部遴选能工巧匠或军营武弁，令其专心演习，传授其法，“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员肄习其事，以养士气而专责成”。他还特别强调“此举于士习人心大有关系”，请求饬令在廷诸大臣悉心妥议。

    次日，同治帝发布上谕，指出“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是以派令徐继畲总管其事，以专责成，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裁定“该御史请饬廷臣妥议之处，着毋庸议。”驳回张盛藻的反对意见。但是，顽固派并不甘心就此罢休。

    就在同治以为平息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纷争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同治的老师）上名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奏折，认为天文算学不过是“一艺之末”，而正途人员奉夷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愿意传授，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造就者也不过是“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他进一步说：如果科甲正途人员“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积，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为此，他请求朝廷“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弥隐患。”

    同治将此折发交讨论。由于倭仁在奏折中使用了许多煽动性词语，再加上他的身份地位举足轻重，因此，在顽固守旧的封建士大夫中起到了动员的作用，形成一股反对西学的逆流。

    三月初二日，奕訢等人上奏，驳斥倭仁的论点。他们强调说：目前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实为制造轮船及各机器之张本，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他们进一步指出：洋人敢入中国而肆行无忌，因其在数十年前即处心积虑，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举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及今设法求和，又复众议交攻，一误何堪再误！并援引李鸿章的话，指斥顽固派“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yin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们声明顽固派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司，足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到了初八日，倭仁再次上奏，强辩说：同文馆延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