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 (第2/2页)

帝说“流寇本朝廷赤子”，并大胆提出皇帝应与大臣分任其咎；又从“重民命”这一思想出发，主张废掉人主的“私刑”。东林党人坚决抵制释、道二教对国家政治及学术的消极影响，因此顾宪成等人僻佛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众多东林党人在最初中西交流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表现出最早的开放意识。

    东林领袖顾宪成不卑货殖，并认为经济人才不仅能有益于一方，而且能有益于国家的财政。高攀龙也十分关注商贸问题，认识到国家征收商税是对整个经济的破坏，指出征收商税是“夺民之财”，提出应取消白粮的钞关复税并保护铺行，体现了保护农民利益和扶植工商业发展的利民思想。

    从高攀龙的文集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救荒的建议。他还认为天子不应有私财。李三才《请停矿税疏》犹如谴责万历皇帝的檄文。

    刘宗周提出自亲王以下各授田，宗藩“听工商自便，各从生理”，迫使宗室成员直接参与生产经营；还提出亲王常禄之外，不赐庄田。陈龙正提出招南人巨贾垦荒于畿辅、河南、山东，“累朝永不起科”，开荒者无人身依附性赋税义务，通过平买等方式向国家供粮，体现出更直接的商业目的。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古主义相类似，东林党人多以托古的方式提出各种有利于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主张，抛开旧的形式，显示出一个不容于皇权的思想体系，带有近代民主、民权的色彩。东林党人思想主张的主要特点，是有了“吾辈合并为公”的相对独立的人格意识，因而他们不再事事以君主为最高权威，不再以是否对君主和国家有利为判定是非的标准，而是以“通得天下”为标准，体现出一种非君的人文主义精神。

    【负面评价】

    如“时顾宪成罢归久，于锡山创东林书院，招集士绅讲学。其学经生之所知，绝无足听者。徒相与臧否人物，訾国政，冀当国者闻而药之。”（《江陵纪事》）更为激烈则如：“时锡爵、一贯、赓、廷机诸辅传灯，一二孤愤之士建言被逐，于是聚徒讲学，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凡生长其地、宦游其地者，或实意仰高，或葛藤相绊而靡然从之，门户之名立矣。遥制朝绅，迫挟台辅，夷跖惟其所造。复有一二jianian雄彼此借资，门户之威炽矣。”（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

    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他们都比较正直不徇私情。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赵南星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都因考评不佳被罢黜。东林党也借此机会罢黜了一些与内阁大臣交往很深的官员。到了万历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计”的是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就把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贬谪了。但南京的“京察大计”主持者则是齐、楚、浙党主持，他们借机斥逐东林党的官员。到了万历四十五年，浙党首领又当上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京察大计”，东林党人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朋党混争的局面，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和他们排除异己的动机纠缠不情了，给攻击他们的人制造了口实。

    较为客观的评价，如夏允彝按政绩来判定东林人与攻东林者之间高下如何：“平心而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间亦有清cao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耳。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矣。”强调两派领袖的人品迥异，但也指出两派均属于于国事无补一类，

    这种看法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清代的官方言论即与夏允彝的看法相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虽宪成等主持清议本无贻祸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则党类众而流品混，既已讲学，则议论多而是非生。其始不过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极遂祸延宗社。《春秋》责备贤者，宪成等不能辞其咎也。特以领袖数人，大抵风节矫矫，不愧名臣，尙为瑕瑜不掩云尔。”在肯定东林领袖为君子的同时点明东林的流弊所在。总体而言主张“东林”应对明末败势承担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