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宗教政策 (第1/4页)

    唐朝初年，在思想领域已经形成儒、佛、道三家形成鼎立的格局，儒学虽被奉为正统，作为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基本标准，但却始终未能达到独尊的地位；佛学尽管在这一时期非常兴旺发达，然而却时常受到来自儒、道两方面的攻击和诘难；道教侥幸与李唐皇室攀上亲缘关系，受到李唐统治者的格外恩宠，但其势力却远不如儒、释两家发达。由于三家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宗旨与理论体系，都试图为自己争夺更多的思想文化阵地，所以在理论与利益上经常引起摩擦，这种摩擦在唐初三帝时期表现的较为突出与激烈。佛教来自外域，使其与儒、道之间又多了一层中外文化的冲突。另外，宗教势力与封建政权之间在政治与经济利益上也时常发生矛盾。因此，三家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时常发生。尽管如此，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采取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文化政策，使其三家都尽力与皇权保持一致。同时，三家之间在理论上也不无相同之处，所以，三者之间的相互汲取、融摄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

    对于唐初统治者对待儒学的政策，我们将另文加以探讨，在此仅就当政者对待佛、道二教的宗教政策加以分析与叙述，以就教于学界先生与同仁。

    一高祖李渊的宗教政策

    佛、道二教历经隋朝统治者的尊崇与扶持，至唐朝都又有了一定的发展。李唐建国之初，佛、道二教为了争得统治者的袒护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道士出身的太史令傅奕，分别于武德四年（621年）和武德七年（624年）两次上表抨击佛教，措辞激烈，闻之刺耳。他认为佛教来自异域，上古之时中国无有，只是“汉明夜寝，金人托梦，傅毅对诏，辨白胡神。后汉中原，未之有信，魏晋夷虏，信者一分。笮融託佛斋而起逆，逃窜江东；吕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降斯已后，妖胡滋盛。大半杂华，搢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曲类蛙歌，听之丧本，臭同鲍肆，过者失香。兼复广置伽蓝，壮丽非一，劳役工匠，独坐泥胡。撞华夏之鸿钟，集蕃僧之伪众，动淳民之耳目，索营私之货贿。女工罗绮，翦作yin祀之旛；巧匠金银，散雕舍利之塚；粳梁面米，横设僧尼之会；香油蜡烛，枉照胡神之堂。剥削民财，割截国貯，朝廷贵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他建议唐高祖“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经教，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岁月不除，jianian伪逾甚。－－－－－－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1]卷133P1345—1346在这一奏书中傅奕还提出了“益国利民事十一条”。[2]傅奕的反佛举动赢得道士们的积极响应，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极力抨击佛教，并托傅奕将其所著之论转奏高祖李渊。与此同时，以护法者自居的僧人法琳当读到傅奕的《请废佛法表》时，怒火中烧，“披览未徧，五内分崩，寻读始周，六情破裂。”傅奕“陈此恶言，擗踊痛心，投骸无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极刑。恨奕轻辱圣人，言词切害，深恐邪见之者，因此行非。”“傅奕下愚之甚，丑凡僧秃丁之呵，恶之极也，罪莫大焉！自尊卢赫胥已来，天地开闢之后，未有如奕之狂悖也！不任断骨痛心之至。”[1]卷903P9421—9423为此法琳作《破邪论》、《对傅奕废佛僧事》、《辩证论》、《广析疑论》等文章，以对道教徒的攻击进行反击。为配合法琳的反道举动，僧人明槩著《决对傅奕废佛僧事》，对道教徒进行抨击。在这场佛、道二教的争辩中，唐高祖李渊也参与其中，他曾诏问僧人慧乘曰：“道士潘诞奏，悉达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则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师，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经云：‘求于无上正真之道。’又云：‘体解大道，发无上意。’外国语云：‘阿耨菩提，’晋音翻之‘无上大道’。若以此验，道大佛小，于事可知？”[3]卷1P10372—10373慧乘答曰：“聃乃周末始兴，佛是周初前出，计其相去二十许王，论其所经三百余载，岂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时道乎？句虚验实，足可知也。”[4]卷24《释慧乘传》他又诏问僧人“佛教何利益”，“弃父母之鬚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间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损益二宜，请动妙释。”[3]卷1P10372—10373对此诏问，法林答曰：“四趣茫茫，飘沦欲海，三界蠢蠢，颠坠邪山，诸子迷以*，凡夫溺而不出，大圣为之兴世，至人所以降灵，遂开解脱之门，示以安稳之路。于是天竺王种，辞恩爱而出家，东夏贵游，厌荣华而如道，誓出二种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宏善以报四恩，立德以资三有，此其利益也。毁形以成其志，－－－－－－变俗以会其道，故去君臣华服。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泽被怨亲，以成大顺。福霑幽显，岂拘小违；上智之人，依佛语故为益；下凡之类，亏圣教故为损。”[1]卷903P9427从唐高祖李渊对一些高僧大德的诏问中，就已经使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佛、道二教的思想情感倾向。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唐高祖终于在武德八年（625）借“幸国学”释奠之际，“堂置三坐，拟叙三宗”，“时五都才学，三教通人，星布义筵，云罗綺席，天子下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从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当尔之时，相顾无色。”[4]卷24《释慧乘传》，又参见《唐文拾遗》卷1P10373和《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由此奠定了唐初三家共存，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为使这一政策得以真正的落实，唐高祖又于武德九年（626）五月，再次下诏《沙汰佛道》。这一诏令虽在名义上是佛、道二教同在“沙汰”之列，但从诏令的具体内容上使人不难看出他是“沙汰”佛僧，扶持道教。诏令对于佛教的作用首先给予承认，认为释迦阐教，“宏宣胜业，修殖善根，开导愚迷，津梁品庶。”但接着诏令历陈佛教之弊：“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託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畜产，聚集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近代已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筑崎岖，寺宇舛错，招来隐匿，诱纳jianian邪。”“有亏崇敬之义。”从其所列佛教之弊来看，唐高祖显然深受傅奕的影响。但对于道教唐高祖却只是说：“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一句“驱驰世务，尤乖宗旨”便敷衍而过，两相对照其情感倾向昭然若揭。进行“沙汰”的目的，是以“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对于如何进行“沙汰”，高祖也提出了其具体的标准：“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且对全国寺观的数量也作出了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5]卷1P16这一规定单从表面上来看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