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宗教政策 (第2/4页)

乎佛寺比道观多出一所，似有对佛教有所袒护的嫌疑，其实不然。那是因为佛教自隋朝之时起，其势力就已经相当强大，全国的佛寺与僧徒数量远远多于道观与道士数量，让佛寺的数量仅仅多出一所，实际上是对佛教的抑制，是对道教的袒护与扶持。

    唐高祖之所以袒护道教，实行道先佛后的政策，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两个方面：一，借助道祖老子以抬高李姓皇族的门第族望。出身于陇右军事贵族集团的李氏家族，虽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凭借着军事实力夺得了天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其门第族望却并不高；而自西汉末年以来形成的世族豪强，借助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至西晋便形成了一种士族阀阅制度，其崇尚门第郡望的思想意识充斥着世人的头脑，且对后世影响至深。虽历经斗转星移，世态变迁，一座座皇宫倒塌，一顶顶皇冠落地，致使一些阀阅门第渐趋衰微，但尚有一些阀阅门第却经久不衰。这种社会历史现象似乎为中国所独有。久盛者自不待言，而衰微者却仍以自身门第郡望自矜，蔑视庶族寒门，此种意识初唐犹存。正如唐人所说：“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赀，故人谓之卖婚。”[6]卷95P3841对此高祖李渊大为感叹：“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7]卷36“氏族”条甚至唐太宗李世民也大惑不解：“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5]卷65P2443话虽如是说，而言者自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也就不难理解李唐皇族为何要与道祖李老攀亲了。

    道教尊崇老子李耳为自己的始祖，与唐朝皇族同姓，所以又被皇室认定为是自己的始祖。由此以来，道教中的道士也就自然而然的与李唐皇室产生了一种族亲关系。在唐代的国家机构中设有“宗正寺”，以“掌九族六亲之属籍，以别昭穆之序，并领崇玄署。”崇玄署“掌京都诸观之名数、道士之帐籍，与其斋醮之事。”[5]卷44P1880—1881显然李唐朝廷是把道士当作族亲来看待。道教既与李唐皇室同祖，而在政治上受其袒护自在情理之中；李唐皇室既有老子为祖宗，门第名望既久且高。这是道教在李唐王朝中得以尊崇的一条重要原因。

    道教在唐朝地位提高的第二个原因是道教徒的兴唐之功。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晋阳反隋，其女平阳公主在关中起兵接应，屯兵于宜寿宫，此时终南山楼观道士歧晖，“知真主将出，尽以观中资粮给其军，及帝至蒲津关，晖喜曰：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为‘平定’以应之，仍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应接。”[8]卷8早在大业七年（611）时，歧晖就曾对其弟子们说：“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8]卷8歧晖是否在大业七年就已预见李氏将兴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楼观相传是老子讲道的故址，是当时供奉老子的主要道观之一，他希望有一个有利于道教发展的皇朝出现而编造老君子孙治世的政治谶言是大有可能的。当李渊称帝以后，歧晖又对其说：“陛下圣德感天，秦王谋无不胜，此乃上天所命，圣祖垂祐，何寇不可诛也。”[9]卷14所谓的“圣祖”就是老子，歧晖已把老子看作是李渊的始祖。除此之外，隋朝末年著名道士王远知，在李渊起兵之前亦称奉老君旨意，前往密传符命，称李渊当受天命。[5]卷192《王远知传》即位后李渊曾诏“玉清观道士王远知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以远知尝奉老君旨，预告受命之符也。”[8]卷8这些符命谶语实际上是李渊集团与道士合谋炮制的，以为其皇权神授制造舆论。在当时的确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唐高祖袒护道教的另一条重要原因。

    高祖时期虽然实行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但并不是要禁止佛教，而仍然给佛教一个合法地位。这是宗教本身的性质和对统治者的作用所决定的。正如前引高祖《沙汰佛道诏》中所说的那样：“释迦阐教，清静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所以宏宣胜业，修殖善根，开导愚迷，津梁品庶。”高祖并声称要“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

    二唐太宗“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

    唐太宗李世民仍然实行唐高祖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对此佛教徒一直极为不满，不停地与道教徒进行激烈的辩论。当年唐高祖在国学大堂宣诏道先佛后时，秦王李世民“躬临位席，直视（释慧）乘面，目未曾迴，频降中使十数，教云：但述佛宗光敷帝德，一无所虑，既最末陈唱谛彻前通。”释慧乘听从了秦王的劝说，在其辩论中首赞帝德“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次述释宗，后以二难双征两教。－－－－－－黄巾李仲卿结舌无报，博士祭酒等，束体轅门。”当李渊问及“道大佛小”的问题时，释慧乘从时序上作了回答。并对“道”与“德”作了解说。并于贞观元年（627）释慧乘“奉为圣上于胜光寺起舍利塔，像设庄严，备诸神变，并建方等道场。”[4]卷24《释慧乘传》联想武德四年（621）法琳上《破邪论》时，首先将奏折呈给秦王李世民，种种迹象表明，唐太宗对佛教似有一定的情感倾向，至少可以说他与释慧乘、法琳私交甚好。但在其即位以后，情感不得不让位于政治。

    贞观七年（633），太子中舍人辛諝站在道教的立场，以庄生《齐物论》思想向佛教徒提出四个问题进行诘难，慧净著《析疑论》作答，此后法琳在《析疑论》的基础上著《广析疑论》为之答辩。辛谞所提的四个问题是：“一音演说，各随类解，蠕动众生，皆有佛性。然则佛陀之与先觉，语从俗异；智慧之与般若，义本元同；习知觉若非胜因，念佛慧岂登妙果。”提出了“同”与“异”、“众生”与“佛陀”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彼此名言，遂可分别；一音各解，乃玩空谈。”谈的仍然是“同”与“异”、“一”与“多”的问题；对此慧净回答的也非常明白。他列举了“逍遥一也，鹏鷃不可齐乎万里；荣枯同也，椿菌不可齐乎八千。而况爝火之侔日月，浸溉之方时雨，宁有分同明润，而遂均其曜泽哉！至若山豪一其大小，彭殇均其寿夭”。第三个问题是：“诸行无常，触类缘起，复心有待，资气涉求，然则我净受于薰修，慧定成于缮剋。”提出了“常”与“无常”、“故”与“新”、“因”与“果”。第四个问题是：“续凫截鹤，庸讵真如，虫化蜂飞，何居弱丧？”[1]卷904P9434对辛谞提出的四个问题，法琳概括为“大约两问”。即“佛性平等”与“群生各解”和“彼此之两难”与“元同之一门”，[1]卷903P9426—9427是很有道理的。

    在此辛谞提出了佛教理论思辩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有较深的思想性和思辩性。所以，这种在思辩理论上的辩难并没有使僧人那么恼火，反而受到佛教高僧的赞扬。慧净称赞其：“博究精微，旨瞻文华，惊心眩目，辩超炙輠，理跨联环，幽难勃以纵横，掞藻纷其骆驿，非夫哲王，谁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难与对。”[1]卷904P9434法琳称赞其“词旨宏瞻，理致幽绝”。[1]卷903P9426—9427由此使我们不难看出如下几个问题：一，到了贞观年间，佛、道二教之间的辩难已经不同于武德年间的那种“华夷之辩”与谩骂式的争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