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宗教政策 (第4/4页)

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回到长安，二月六日在洛阳受到太宗召见，太宗与之谈论，对其赞叹不已，宠爱有加，几次劝其还俗出任宰相，都被玄奘婉言谢绝。于是下诏将其从天竺所取梵本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设译场于宏福寺进行翻译，并让房玄龄、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5]卷191P5108—5109佛经译出之后，太宗亲自为其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并称玄奘为“法门领袖”。[1]卷10P119—120在唐太宗给玄奘的诏书敕文中，字里行间充满着一种深厚的思想情感。

    在唐太宗统治后期，尤其是在身患疾病时，他似乎更加崇信佛教，屡下剃度僧尼诏书。如在《度僧于天下诏》中说：“比因丧乱，僧徒减少，华台宝塔，窥户无人”，“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华夷，当处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1]卷5P66在对待佛教的政策方面，唐太宗与高祖时期相比也有变化。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因其疾病好转，则认为“岂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耶！”于是下诏：“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1]卷8P104甚至唐太宗夜梦虞世南清晨醒来亦下诏：“即其家斋五百僧，造佛像一躯。”在他有病期间，王玄策不知从何处带回一位自言二百岁的天竺僧人那罗迩娑婆，言其会造“延年之药”，太宗令其造之，并发使天下，采集奇药异石，“延年之药”炼成以后，太宗服之，不仅未能延年，反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死于痢疾。

    总的来说，唐太宗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宗教徒，无论是他对于道教的护持，还是对于佛教的情感倾斜，其根本的中心轴还是其李唐王朝的巩固与安定。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贬萧瑀手诏》中所说的那一番话：“至于佛教，非意所尊。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沙门，倾帑藏以给僧祇，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鷇，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倾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1]卷8P97这就是一代圣者贤君的宗教政策！

    三高宗李治的宗教政策

    高宗统治时期，在********方面仍然继承了唐太宗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只是在其前期与后期稍有一些差别。在前期，高宗对佛教关注的多一些，而后期则更为强调道教的地位。

    对于高宗在宗教政策上的这一变化，学人各有不同看法，是在情理之中的。但对于有的学者以先入为主而不顾一般地历史事实，而认为更为具体的原因就是高宗皇帝“为了利用道教徒阻止武则天篡位”有关，且举出诸多方面的例证来加以分析说明：一是乾封元年（666）二月，高宗东封泰山之后，南到曲阜，西行至亳县，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改亳县为仙源县；二是上元元年（674）十二月诏命“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三是尊礼道士，追封王知远，拜访王知远的弟子潘师正；四是《改元弘道大赦诏》的内容与宣诏地点，由原来的“则天门”举行宣诏大典，临时改在“贞观殿”等等。言之凿凿，颇有一番道理。但对此我们则不敢苟同。限于篇幅和我们论题的范围，在此不再展开争辩。[11]

    高宗前期对佛教关注较多，与其为太子时就与佛教徒有较多的交往有关。高宗为太子时，与高僧慧净等人就多有接触，参与他们论经驳难，且与慧净常有书信往来。当普光寺建成之后，太子李治就请慧净任普光寺主持；为此慧净给太子写信，说自己身体不好，“至于提顿纲维，由来未悟；整齐僧众，素所不闲”。太子李治又给慧净回信说：“法师昔在俗缘，门称通德，飞缨东序，鸣玉上庠。故得垂裕后昆，传芳犹子。尝以诗称三百，不离苦空，曲礼三千，未免生灭。故发宏誓愿，迴向菩提。落彼两髦，披兹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偈，广说略说之文，十诵僧祗，八部般若，天亲无著之论，法门句义之谈，皆剖判胸怀，激扬清浊。至于光临讲座，开置法筵，精义入神，随类俱解。写悬河之辩，动连环之辞。”[4]卷3《慧净传》可见太子李治对于佛教教义有一定的理解，并非是一般的盲从。经过多次的书信往来，慧净答应了太子的请求。于是太子李治又告谕普光寺的僧众说：“皇帝以神设教，利益群生，故普建仁祠，绍隆正觉。”“名器之间，岂容虚立，然僧徒结集，须有纲纪。询诸大众，罕值其人，积日搜扬，颇有签议，咸云纪国寺上座慧净，自性清净，本来有之。”慧净法师不仅对于佛教的“龙宫宝藏，象力尊经，皆挺自生知，无师独悟；岂止四谛一乘之说，七处八会之谈，要其指归，得其真趣”。而且对于“涤除玄览，老氏之至言，洁静精微，宣尼之妙义，莫不穷理尽性，寻根讨源。”[1]卷11P135由此可见，慧净是一位出入儒、释、道的佛教大师。从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可知其交往非浅。

    高宗在为太子时，还与唐朝另一著名大师玄奘过往甚密。玄奘法师去西域取经回国后，受到唐太宗的隆重礼遇，并与是年二月六日，奉敕于弘福寺翻译《圣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贞观二十二年（648）六月，太宗曾为之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当时的太子李治见此序文后，又为之作《述圣记》。对此，僧人释彦悰曾说：“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后来弘福寺主圆定请将此二文镂之于金石，藏之于寺宇。诏可之。寺僧怀仁乃鸠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勒于碑石。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太子李治又为文德皇后追福在“宫城南晋昌里，面曲池，依净觉故伽蓝而营建”[4]卷50《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大慈恩寺。此处“竹木森遂，为京城观游之最”，“寺南临黄渠”。[12]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条注贞观二十二年（648）十月，“营慈恩寺渐向毕功，轮奂将成，僧徒尚阙”，太子李治又“奉敕旨度三百僧，别请五十大德，同奉神居”。“别造翻经院”，“令（玄奘）法师移就翻译，仍纲维寺任。”[4]卷50《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同年十二月慈恩寺建成，“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勅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凡一千五百余乘，帐盖三百余事，迎请玄奘法师进住慈恩寺。其场面之壮观，“眩日浮空，震曜都邑，望之极目，不知前后。皇太子遣率尉迟绍宗、副率王文训，领东宫兵千余人充手力。勅遣御史大夫李乾祐为大使，与武侯相知检校。帝将太子后宫等，于安福门楼手持香炉，目而送之。甚悦。衢路观者数亿万人。”后又到慈恩寺参加度僧、陈述建寺之意，至玄奘法师房前，制五言诗帖于户曰：“停轩观福殿，游目眺皇畿；****含日转，花盖接云飞。翠烟香綺阁，丹霞光宝衣；幡虹遥合彩，空外迥分晖。萧然登十地，自得会三归。”[4]卷50《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太宗在世时，于北阙紫微殿西别营一所，号“弘法院”，玄奘到慈恩寺后住于此处，昼与太宗谈说，夜乃还院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