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宗教政策 (第3/4页)

是深入到对于宗教教义的理论探讨；二，从辛谞所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以及佛教大师对其所提问题的赞赏，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佛、道二教在教义上的某些相通性；三，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在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又已达到一个新的层面，其意义是重大的。

    道教虽然受到李唐朝廷的袒护，但在教徒与道观数量及教义诸方面都比佛教大有逊色。面对这一现实，太宗不得不在贞观十一年（637）驾往洛州时再次颁布《令道士在僧前诏》，重申：“朕之本系，出于柱史，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此元（玄）化。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1]卷6P73，又见道宣《续高僧传》卷24《释智实传》。《唐大诏令集》卷113《政事?道释?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三者文字略有出入。值得注意的是太宗在诏书中明确承认皇祖李姓出自老子，李唐国祚昌盛，天下大定，靠的是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和“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治国思想；他还把道教居先与“敦本”、“尊祖”联系起来。使李唐皇室与道祖老子及道教的关系更加亲密与明确。诏令一出，“京邑僧徒各陈极谏。”释智实与大德法常等十人随驾至京，上表直谏。智实针对唐太宗诏令中的“国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风形于前典，颁吾天下无德而称”，在其《论道士处僧尼前表》中首先声明：“奉以周施，岂敢拒诏”；其次将老子与道教加以区分，认为“寻老君垂范，治国治家，所佩服章，亦无改异。不立观宇，不领门徒，处柱下以全真，隐龙德以养性，智者见之谓之智，愚者见之谓之愚。”第三，指出“今之道士，不尊其法，所著衣服，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张（张角、张梁、张宝）之秽术，弃五千之妙门，反同张禹漫行章句。从汉魏已来，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者），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并附“录道经及汉魏诸史佛先道后之事”一并上奏。唐太宗见奏，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宣敕：“明诏久行，不伏者与杖！”诸僧“饮气吞声”，智实却“不伏此理，万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放还。”不久遂感气疾而死。[4]卷24《释知实传》由此可见，当教权与世俗王权发生矛盾时，无论是皇帝个人的思想情感与好恶，还是宗教教义的深邃与势力的强大，都必须要无条件地服从世俗王权政治的需要，否则将要以武力相威胁。

    贞观十三年（639）冬，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谤讪皇宗，罪当誷上。帝勃然下敕，沙汰僧尼。见有众侣，乃依遗教。仍访琳身，据法推勘。琳扼腕奋发，不待追征，独诣公庭。轻生徇理，乃执以缧绁。”[4]卷24《释法琳传》为此太宗下《诘沙门法琳诏》，指责法琳说：“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尊祖重亲，实有先古。何为追逐其短？首鼠两端，广引形似之言，备陈不逊之喻，诽毁我祖祢，谤讟言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1]卷6P77在狱中法琳认罪，并承认“前言实非，谤毁家国”。但太宗仍不放过，“敕云：所著《辩证论?信毁交报》篇曰：‘有念观音者，临刃不伤。’且敕七日，令尔自念，试及刑决，能无伤不！”期限已到，唐太宗下敕书问其“有何所念，念有灵不？”法琳挥笔而书，对唐太宗大加赞美，说他就是佛经中所说的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琳于七日已来，不念观音，惟念陛下。”治书侍御史韦悰问：“有诏令念观音，何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法琳又说：今陛下“即是观音。”由此法琳被免去死罪，流放益州，行至百牢关菩提寺，因疾而死。[4]卷24《释法琳传》佛教徒经此打击，终太宗之世未感再行攻击道教，致使道先佛后的政策得以顺利实行。

    唐太宗扶道抑佛的政策，除去李唐皇室自认老子为其始祖以抬高自身门第郡望和儒、释、道之间争斗的原因之外，尚与当时社会中宗教发展的具体情况有关。佛教在隋朝统治者的崇信、扶持与提倡下得以迅速发展，致使“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天下僧尼数盈十万”，[4]《广弘明集》卷17《国立舍利塔诏》当时傅奕所上《请废佛法表》中，除去“秃丁邪戒”，“妖胡*，曲类蛙歌”一类对佛教的不恭之词以外，其他所言佛教的泛滥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却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实现实。所以当时对于佛教如不加以一定的限制，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与李唐王朝的统治。但唐太宗对于佛教的抑制并不是说不允许其存在，而还是给予其存在的合法地位，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允许其发展。尤其是随着唐朝政治的逐步稳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的扩大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使其在********方面更加具备了吸收消化异域思想文化的能力与条件。同时，来自天竺的佛教文化在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长期的碰撞、磨合、交往与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融摄与交融。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唐初正处在磨合、交往与交流的过程中，这也是唐太宗给予其合法地位的又一条原因。

    唐太宗不仅给予佛教以合法地位，而且对于佛教还给予了相当关注。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唐太宗对于佛教是有其情感倾向的。不仅如此，他还兴佛寺，度僧尼，烧香拜佛，施舍财物。贞观元年（627）将唐高祖李渊旧宅后为通义宫改为尼寺。[7]卷48《议释教》下“寺”条贞观二年（628）五月十九日敕：“章敬寺是先朝创造，从今已后，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设斋行香，仍永为恒式。”贞观三年（629）十二月一日诏：“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剎。”先后于汾州立宏济寺；于吕州立普济寺；于晋州立慈云寺；于邙山立昭觉寺；于氾水立等慈寺；于洺州立昭福寺等等。以上所列寺院并于贞观四年（630）五月建造毕。贞观五年（631）太子李承乾将颁政坊立为并光寺；贞观六年（632）将高祖旧宅观善坊立为天宫寺；贞观七年（633）将宁仁坊立为众香寺；贞观八年（634）为太穆皇后追福，将修德坊立为宏福寺；贞观中将延康坊立为西明寺；贞观二十二年（648）李治为文德皇后将晋昌坊立为慈恩寺等等。[7]卷48《议释教》下“寺”条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亲至宏福寺为其母太穆皇后追福，“敬以绢二百匹奉慈悲大道。”[1]卷10P129并在其《宏福寺施斋愿文》中自称：“菩萨戒弟子”，并说“惟以丹诚，归依三宝。谨于宏福道场，奉施斋供，并施净财，以充檀捨，用斯功德。”[1]卷10P124追福施斋以后，唐太宗又对宏福寺众僧解释自己实行道先佛后政策的原因说：“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4]《集古今佛道论》卷丙

    至于唐太宗李世民资助玄奘法师翻译佛经，更是“在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最大的一件大事”，“唐太宗为他设立译场，集中国内学僧与文人名士数千人，参加佛经的翻译工作。”[10]P82—83高僧玄奘前往天竺求经，所经百余国，历时十七载，历尽磨难，于贞观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