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节 徐桐获罪 (第2/2页)

皇帝有所妨碍。

    本以为已经查得很清楚，郑敦谨和郭嵩焘的奏折却被太后退回，要求重审。这是因为徐桐之前交代的一句话：“受恩师倭仁嘱咐”。皇上和太后要求查明的是：皇帝的大师傅倭仁为何牵涉其中，他到底对徐桐嘱咐了什么？

    因此徐桐被从监牢里提出，重新审问。郑敦谨刚一问，徐桐就意识到自己不小心说漏嘴，要连累恩师，顿时面色苍白。

    “倭仁恩师…并没有嘱咐弟子什么…”，他勉力答道。

    这个时候要缩回那条已经露出的尾巴，却已经迟了些。难道两位主审之前奏折上的白纸黑字，能自行消失吗？连郭嵩焘自己，也有点心打鼓，因为不知道倭仁要求自己面见意大利大使的事情，不知道会不会也被牵扯出来？

    “徐大人，你之前说的每一句话，白纸黑字，都有记录，确实有说到，倭仁大师傅有嘱咐过你…”

    “我已经不记得了…”徐桐答道。

    郭嵩焘望着郑敦谨，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问，难道要对这位皇帝的师傅动用那些粗蠢的刑具么？

    刑部的尚书，只求事实，不讲人情，做主审也不知道有几百次了，经验当然要丰富些，“徐大人，你我同事一场，何必弄到大家不好看？凡事实事求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这怎么好说？难道要说，倭仁恩师让他叫仆人去打探意大利人的动静，然后在郭嵩焘处碰了钉子之后，嘱咐他“无论如何”要让皇帝的兵船赢得比试？

    “我已经不记得了…”徐桐喃喃答道。

    郑敦谨明白：这就是说，南书房的皇帝的师傅倭仁，确实对徐桐有过什么有妨碍的嘱咐了。谁想到读书人犯起傻来比谁都厉害？竟然行如此不缜密的贿赂？现在皇帝竟然同时有两位师傅要受到牵连了，难道南书房从此只好放假么？

    结果也确实如此，几次不分白天黑夜的轮番过堂，徐桐就供认了一切。两人将重写奏折，将倭仁指使徐桐如何行事的情节加了进去。郭嵩焘只是庆幸倭仁找自己做传声筒的一节总算没有被暴露，巴望这这个案子快快了结。

    “这样的师傅不配留在南书房。”东书房里，武则天对皇帝说道。

    皇帝只有默不做声。一个人倒霉起来，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兵船输了比试也罢，怎么料得到两位师傅偏偏又出了这种事情？行了贿赂也输了比试，输了比试之后更被抓住行贿的证据，真象人家说的，“没兴一起来”。现在好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前倭仁大师傅还因为同文堂的事情惹得太后不高兴，现在呢？徐桐师傅已经下狱，倭仁大师傅也不知道会怎样，自己要救他们，也难！

    武则天在凤座坐定，吩咐道：“传旨！”

    阿鲁特昭妤已经蘸好墨笔在等了，只听得太后一字一句道：“南书房师傅徐桐，目无法纪，自堕身份，勾结外国，行贿洋人，浑无大儒之风范，帝师之尊严，着令立即逐出南书房，革去功名顶戴，家产没收，全家发往新疆边塞效力。”

    又道：“南书房大师傅倭仁，身为帝师，阻塞视听，不求进取，前执意干扰同文馆事务，使其险遭夭折；今复指示其弟子南书房师傅徐桐勾结外国，行贿洋人。当面则自表孤高，背后实深陷污浊，其言不可信，其行更不堪，着令立即逐出南书房，永不叙用。念其年老体衰，准其仍暂居京城，如复生事，则将严惩不贷。”

    等阿鲁特昭妤写完谕旨，抬头看时，却见皇帝已经面色苍白，欲言无言。想必一时被逐去两个师傅，对他的打击显然很大，想向母后求情，此时在太后的盛怒之中，又不知如何开口。

    “皇额娘，儿子就请您念在他们平日辛劳，格外开恩吧。”皇帝终于说道。

    “说到他们平日，若深究他们平日如何误你误朝廷，就追加一百倍的惩罚，我也不能甘心。”太后怒气冲冲地答道。

    想不到在太后的气头上说情，竟然是这个反效果，那就只有等他日设法，皇帝喏喏无言地告退了。阿鲁特昭妤瞧在眼中，不禁心下悯然。

    要将徐桐全家流放的谕旨立即遭到了刑部尚书郑敦谨的反对，因为查遍大清朝的律法例案，虽然贪官受贿或许会掉脑袋，但查办行贿者的却没有几件，更不要说因为行贿而流放全家。

    大清朝的沿例是，只要不是反罪，就“罪不及妻孥”，所以他立即呈折具述，要求将对徐桐的刑罚改为革职拿问并一人流放。

    武则天让曾昭妤去查例法，例法果然如郑敦谨所说。

    武则天觉得难以理解，明明徐桐的家人妻小让他吃饱喝足，将他养得太过闲适，所以本来兵船比试他完全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却竟然跑去行贿，怎么还讲什么“罪不及妻孥”呢？没有全家赐死，也没有象从前让王皇后家族改姓“莽”、让萧淑妃家族改姓“枭”那样，命令徐家改姓“畜”或者“酗”，就已经算罚得轻了，只不过全家流放，算什么“量刑过重”？

    何况徐桐心中只有皇帝，而无是非，倘使他这次行贿得逞，朝廷内外都以为大清朝的兵船已经能胜过洋人，因而躺倒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到时果真和洋人开仗，大清朝不是要一败涂地吗？这样险些误国误民的人物，处他个全家流放，也算是轻的了。

    所以她当即驳回郑敦谨的奏折，责成他执行之前颁发的谕旨，否则就重审本案，务必问清徐桐试图“欺君罔上”的罪行。

    郑敦谨因此吓得噤然失声。要知道，果真问成“欺君罔上”，那就不是全家流放，只怕全家掉脑袋也有。

    徐桐一家老小从宣武门出的京城，挤在辆破破旧旧的驴车上，哭哭啼啼地走了。一去五千里，此时是七月底，等到了新疆，已经是明年开春之后了。路上的苦和难能不能捱过，当然又只能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