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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家说，我的“红杏出墙”可不象两位老兄那样复杂，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因为好奇。至于为什么好奇，则必须从我的酒楼出事说起。

    酒楼出事后，我和尚美的那段短暂的婚姻也算走到了尽头。但这次梦呓般的婚姻和近乎荒唐的事故给我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由此而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

    ——人的思维有时候竟这样怪：越是努力地去想点东西，反而什么也想不出，一旦受了刺激，哪怕极细微的，常常也能让人浮想联翩。

    无疑地，事物的表面往往是肤浅易懂的，最难让人搞懂的理所当然地还要数人，及至听了我那位做指导员的同学的话，我不难理解整个事故的起因与结局，唯一让我想不通的，便是事故中的那位副乡长。

    其时，他结婚不到五年，有一位跟他一样毕业于名牌大学无论容貌还是人品都十里八乡挑不出的老婆，而且据说两人是大学同学，自由恋爱，婚后也是相敬如宾，在乡里若要评选模范夫妻肯定非两人莫属。所以，人们不可避免要惊讶要不相信，心里瞬间转过无数的“居然……没想到”。

    要知道，那时乡这一级虽已改革开放，多数人却还是象我一样把性的问题看成是丑陋的，虽然不断地有关于性开放的事儿传来，公安对此的管理无疑也是严格的。

    越是出人意料的东西，越容易引人关注，而且越出人意料，关注持续的时间越长。

    但副乡长终究是领导，乡里的书记必要保他，据说连罚款都没交，人就被放了。关于这事儿，乡里分明在低调处理，而且大家似乎都在为他保密，据说他老婆至今都蒙在鼓里。按说这种事儿越低调越不易扩散，不过，这都是官面上的，如此爆炸性的新闻，私底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了。

    我曾经认为，如此声名狼藉，副乡长必定会狼狈不堪。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他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地狼狈，反而照样谈笑风生。

    有了这样的表现，便不难理解他后来屡屡犯戒终丢了官的事实。也只有在他丢了官之后，人们才可以放心大胆地议论，说他老婆性无能，而事实上他老婆在他丢了官之后不仅没有象庸俗的女人那样觅死觅活地哭闹，原先少见笑容的脸反而舒展了许多。

    由于我当时把他的行为看成是极端丑陋的，所以我不仅没有参与其中的讨论，即使提也是不值一提的。但这并不否认他对我的深刻影响，因为我实在搞不懂何以会如此，即使他老婆果如传言那样属于性无能的话，难道性就那样重要吗？

    男人，终究是不喜欢平庸的，尽管他嘴里或许竭力地在分辩说自己是个平庸的人。

    其实，人原就生活于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非为迷信中的阴阳，而是主观和客观。由于主观必然地要受到人个体差异和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少东西往往是客观上已经存在了的，却不一定被认识到。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男女之间非夫妻关系的夫妻事实，在其结果必然被认作教训的同时，也让我的注意力开始转而关注类似的事实：这个绝对应该算得上教训的事实只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类似的事实就已见怪不怪了，不时地就有同行内的某某找了个女秘书某某养了个小情妇某某去恋歌房如何如何的消息传来。

    说到这里，经营家意犹未尽地环顾了一下大家，见大家静待他的下文，继续说道，这当然不能成为我“红杏出墙”的理由，而只能算作是一种可能，因为初次的“红杏出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可能之外还必须要突破自己的传统教育和女人的管束两道关口。现在，就进入这个过程。

    我的传统教育跟多数人一样，是那种典型的责任教育，也就是我父亲所常说的：男孩子结了婚就完成了自孩子向男人的转变，男孩子可以无拘无束了无牵挂，而男人则必须承担责任，或者说，男人就是责任。

    这种打小就开始的已根深蒂固的教育无疑让我把副乡长的事件当成了教训，所谓教训，就是对失败的总结。这样的不需要任何质疑的观点与越来越强烈的外界诱惑之间的矛盾，很容易就把我推向了“既要无时无刻地自我防护又要因为业务不断地去参加类似的诸如唱歌按摩之类由异性提供服务的容易酿成大错的场合”的境地。

    首先应该承认，我不是圣人，也不是柳下惠，外界的诱惑不可避免地会让我产生想象和犯错误的念头。

    至于女人的管束，前面的讲述曾提及，不再赘述。其实，这种事儿单纯靠管是管不住的，而且过于苛刻地管束反而容易激起男人的反感。

    我当然不能把“红杏出墙”完全归罪于杨丽的管束，但她确已激起了我的反感，并因为反感而逆反，逆反无疑最容易突破人业已形成的防线而萌生好奇：男人为什么非要堕落至如此境地？

    但当时的好奇仍然是简单的，无法与副乡长事件所引起的疑惑叠加，而且副乡长就是个教训，只要是教训，其作用便永远只能是警示。

    当然，也不可否认事物之间的兼容性，一旦发生兼容，仇敌也可能变成朋友，教训理所当然地也会转向好奇。好奇离欲望只有一步之遥，好奇变成了欲望，任何防线都将变得不堪一击。

    现实是，我的防线虽不时地经受着冲击，意志力却能让其安然无恙。

    还有一个，便是引子，事情或事件的发生往往不需要理由，却必得有引子。

    咱们的引子，便是我表妹的去世。对于我表妹的去世，我的感慨明显多于悲痛，因为我认为“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是一种非自己所能做到的境界。

    所以我没有按照妻子杨丽的要求去寻她，而是躲到某地的某宾馆呆了三天，尽管杨丽经过反复研究为我确定了一条从理论上绝对能够行得通的路线——从信的发出地向四周辐射。信的发出地是平原上的一个小城，方圆百里根本无山，除非继续往外延伸。

    倒不是我害怕困难，主要是我不想扰了她。她需要安静，我同样需要安静，人生除了睡过去之外，原就难得几分安静。

    一个人呆着的感觉真好，静静地躺着，任思想自由地泛滥，不仅感受不到寂寞的伤害，活跃的思想反而常常让自己感动不已。

    由于生活总是在磨杀着人的感动，到那时，我的感动已为数不多，不多的感动必须留给自己独自享受。

    应该承认，我的思想是活跃的，